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
1932年1月28日，“一 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率领将士奋起抵抗。第二天，《申报》发表时评，呼吁中国民众，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必须起来抵抗。1月30日、31日，陶行知执笔，为《申报》撰写《敬告国民》和《国家的军队》两篇时评，指出此次的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的生死之战，十九路军是国民自己的军队，应对它负起完全责任，号召全国军队举起爱国旗帜，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的河山。
与此同时，史量才发起组织了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会上，史量才慷慨陈词：“事已至此，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我年近花甲，行将就木，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耳!”史量才的言行深深激励了大家，他被众人推选为会长。
维持会成立后，史量才和维持会理事共同捐献巨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组建伤兵医院，组织难民收容所，发动各界各阶层民众支援十九路军，收到各界捐款达93万元。当宋庆龄在杨杏佛的陪同下与史量才商谈十九路军的军饷时，史量才很快将《申报》准备购买纸张的7万美元兑换成银元捐给十九路军。他还跟宋庆龄、杨杏佛一起研究战局，向国民党政府建言献策，但当局根本不理，并且进一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行为。
当蒋介石忙于“剿匪”之时，《申报》又连续发表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
不久，《申报》又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克扣教师费用、挪用3万多元水灾捐款等丑闻。朱家骅等转而向蒋介石恶人先告状：“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一班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
在这一年间发生的诸多事情，使蒋介石和史量才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终于在戴笠给他呈上的《申报》相关材料上狠狠写下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递。”
上海警备司令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强行停止了《申报》的邮寄发行。由于当时报纸对外发行绝大部分是靠邮寄，这对《申报》的打击相当大，迫使其对上海以外地区“不是停报的停报”。
作为应对，史量才一方面花费重金用普通信封单个邮寄报纸暂为应付，一方面让采访主任秦墨洒找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疏通。
秦墨洒和杨永泰私交甚厚，而杨永泰当时是蒋介石面前的红人。经过杨永泰的求情，加上《申报》的影响并未因禁止邮寄发行而减弱，于是蒋介石向史量才提出三个恢复邮寄的条件：一是《申报》改变反政府态度，总编辑陈彬龢必须离开，由一向社论温和、少谈政治的张蕴和代替；二是立即辞退陶行知、黄炎培等重要报人；三是接受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
早在1927年“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蒋介石便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哈同大楼成立新闻检查所，并派员进驻各报指导，严密控制新闻界。当时影响力最大的《申报》对此一口拒绝，成为唯一一家不受新闻检查的报纸。所以这一次蒋介石再次提出国民党中宣部对《申报》派员指导的条件。
依靠普通信封单个邮寄的方法并不是长久之计，报社如果亏损很难支持下去，史量才几番权衡，表示愿意接受前面两个条件，但拒绝第三条。他对蒋介石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
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35天后，蒋介石见《申报》影响力仍未消减，国内民众呼声不断，这才勉强同意以前两个条件为交换，解禁恢复邮寄。
“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仅28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黎烈文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
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大量针砭时弊的评论、杂文。黎烈文本人也不时在“自由谈”专栏里揭露国民党腐败内幕。
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尺度。国民党当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这就是他的回答。
为了“围剿”苏区，蒋介石还大量发行公债，史量才又站出来带头拒购，从而带动了一大批人拒绝购买。这一切让蒋介石相信，既然精神上无法消灭史量才，那只能是从肉体上消灭他。
据徐铸成《报海旧闻》载：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劝他不要与政府作对，并威胁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回忆：“（1932年）有一天，蒋（介石）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时，蒋介石对史量才更难以放心了。
1933年6月，蒋介石为打压宋庆龄，密令戴笠坐镇上海，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卸掉了宋庆龄的一条得力“臂膀”，凶手“悬而未决”。《申报》等对杨杏佛案展开长篇累牍的报道，矛头直指蒋介石，暗示杨杏佛遇刺事件就是政府所为，让蒋介石大为难堪。这促使蒋介石把已经做出决定但尚未实施的谋杀史量才计划，立刻提上议事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