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时，口无遮拦的王芸生直言“不要另起炉灶”，领袖含笑答以“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不久，他在读了《沁园春·雪》之后写信给傅斯年，吐露出“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的感慨（见台湾版《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
因此，他从1945年12月16日起，连续四天同时在《大公报》重庆版和上海版连载《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长文：
“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据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刘豫、张邦昌之辈，勾结外援，盗卖祖国，做儿皇帝，建树汉奸政府，劫夺权柄，以鱼肉人民。这一部兴衰治乱史，正如中国历史的写法，只看见英雄争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见人民，至少是看不见人民意志的表现。事实也恰恰如此，中国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乱多治少甚至竟无清明之治，就因为只见英雄争，不见百姓起，人民永远做被宰制者。今天我们应该明白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来管事不足以实现民主。”
他在“补识”中说：
“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
文章一发表就遭到郭沫若、蔡尚思、周振甫等左翼学者的猛烈批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世变沧桑之后，我们重读此文，不得不感叹历史的无情，一切不幸被一个只读过八年私塾的一位报人言中了。这样的言论一发表，他未知的命运自然就已注定，哪怕他怎样往自己脸上抹黑，怎样否定自己都无济于事。
从1946年11月4日发表的《做一个现实的梦》，到1948年9月10日的《九一之梦》，王芸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尽头。10月30日，形势已逐渐明朗，旧政权摇摇欲坠，大变局迫在眉睫。那一刻，《新民报》、《文汇报》等民间报都已被封杀，《观察》周刊危在旦夕，胡政之病入膏肓，《大公报》何去何从，王芸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
在得到毛泽东转来的口信后，他断然下了决心，11月5日取道台湾转到香港，10日就发表了标志着香港《大公报》左转的社评——《和平无望》。1949年1月，他北上北平。对这一令后人费解的选择，他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 5月27日，他在大公报内的共产党人杨刚的陪同下重返上海，6月17日，《大公报新生宣言》的发表成为新记《大公报》时代的终点。尽管在此后他还担任了“新生”的《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文人议政”时代的结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泽东金口玉言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在一个新的时代，他只能和曹谷冰一起化两年时间去完成《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样的回忆录，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时期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虽然现在看来过分自贬，不够客观，但还是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此外，他只写过《台湾史话》，直到1980年5月30日他黯然去世前，他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的重新编订工作还没有完成。以他的才华、思想、见识和经历，他后半生三十多年的光阴的确是被白白浪费了，这是一个永远难以挽回的损失。(世纪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