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毗邻，边境线长达四千零六十公里，多方政治势力在边境一带活动，形势比较复杂。“金三角”地区又种植罂粟，贩毒吸毒活动猖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这些社会毒瘤已被基本铲除。但八十年代初，国外毒贩和国内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利用边贸开放、商品流通活跃之机，将大量鸦片偷运入境，牟取暴利。根据云南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一九八○年侦破的烟毒案件有三百七十九起，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二点七倍；一九八一年有六百三十四起，比一九八○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一九八一年全省公安、海关和工商部门共查获烟土六百万克，没有被发现的估计数量更大。一九八一年，全省十七个地州市中，有八个地州的二十四个县一百一十七个公社偷种罂粟七百五十七亩。据六个地州市调查，有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八人吸毒。仅昭通县城关镇就有十三家地下烟馆，八百多人吸毒。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一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习仲勋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的陪同下，先后到玉溪、红河、曲靖三个地州的七个县市调查。从了解的情况看，这些地方走私贩毒活动十分惊人，贪污受贿情况比较严重。习仲勋在调查研究后指出，云南走私贩毒和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之所以严重，除了客观原因外，重要的是由于在我们内部有不少人滋长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借口“为集体谋福利”、“为大家办好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少数领导干部或明或暗地支持、袒护甚至亲自参与这种活动，更助长了走私贩毒分子的嚣张气焰。现在是内外勾结，东(来自港澳的日用消费品)西(来自缅甸等方面的毒品及其他物品)夹击，情况复杂，斗争尖锐。
习仲勋要求云南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落实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动员一切力量打击走私贩毒、贪污受贿的违法活动，并以此为突破口，争取党风、民风和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中共云南省委表示，坚决按照中央通知和习仲勋的指示，排除干扰，一抓到底，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云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一方面坚决地打击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另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内外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成效。
习仲勋十分关心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对云南走私贩毒等情况调研的同时，他深入到农家和集市调查研究，先后与近六十个农民交谈，嘘寒问暖，了解农村政策的落实情况。由于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加上风调雨顺，农村经济形势很好。一九八一年全省粮食总产达到一百八十多亿斤，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六。经济作物增长幅度更大，油料为百分之四十八，糖料为百分之十九，烤烟为百分之六，农副产品收购量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城乡储蓄余额增长百分之三十六，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也很大。
习仲勋每到一地都关切地询问粮食产量准不准，农民收入实不实？地州县的负责人都一一作了回答，说：其实每家的粮食产量都少报了一些，是留有余地的。建水县委的负责人说，实行“双包”责任制不到一年，高寒贫困地区就出现了“八多三少一繁荣”的好形势，即粮食增产多，油料增产多，交售粮油多，大牲畜饲养多，工副业收入多，社员储蓄多，收回贷款多，商品销售多；返销粮减少，贷款减少，毁林开荒减少；农贸市场繁荣。在泱田乡小寨村党支部书记家里，主人告诉习仲勋，他们七口之家，去年在扣除包交提留任务和吃穿用花费外，净收入现金三千五百多元，现在的生活是“粮食堆满楼，吃穿不用愁，客人到我家，有酒又有肉”。玉溪县城关公社瓦窑村农民金培学说，去年从集体分得粮食六千五百斤，现金一千三百五十元，粮食吃不完，也有钱花，“三转一响”都有了，全村像他这样家境的农户有三分之一左右。
习仲勋在玉溪地区还考察了五个农贸市场。这里商贾云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市场交易十分活跃。有些市场每逢集日少则一两万人，多则三四万人。市场上各种农副产品、土杂制品、日用百货极为丰富；饮食、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应有尽有，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在边境地区的红河州，州委副书记董恒秋兴奋地告诉习仲勋，过去有些干部群众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缺乏正确认识，担心会使“党变修了”，现在则说“吃的是七十五号文件的饭，喝的是十三号文件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