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图为毛泽东与陈云、刘少奇交谈。
陈云首先指出,“文革”中震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应予平反。陈云此言,一下子引起全会关注。他提出要把“文革”大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有着亲自的调查,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提出为他们所谓的“叛徒”问题进行平反。接着陈云又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的意见。又为另一大案——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应该予以平反:
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最后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康生必须批判。须知,康生在1975年2月16日病死时,当时的补告中,给他戴上三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陈云最后用这么一句话,结束发言:
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才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人称“爆炸性的发言”。他的话虽然不多,却扔出了五颗重磅炸弹。他当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当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具有权威性。不言而喻,陈云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扔出那五颗重磅炸弹的,每一颗都准确地命中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