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形象改造工程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最后,周海婴透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极力推崇鲁迅的毛泽东,却要把鲁迅关进牢里?在李新宇看来,“这件事并不奇怪,也无需惊讶”,“当时一些文化部门的人都知道鲁迅的思想有问题,而且鲁迅作品当时就曾因思想有问题而从教科书上被抽掉。”
据宋云彬1950年7月4日日记记载:“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烂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这里的“灿烂”是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金灿烂,他与宋云彬都是当时教育部和编审局领导。经过两位的审查,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删掉了“思想有问题”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对《故乡》阅读史的考察,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长期占据课本主要地位、阅读者众多的《故乡》,却在“文革”后期—在鲁迅文章被大量选入课本的情况下,消失于中小学的课本。
藤井省三这样推测:这也许是因为,“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让《故乡》成为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课文。尤其是面对寂寞的“故乡”,“我”那种动摇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心理,在“文革”时期是不被允许的。
“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李新宇说,“常常是完全不顾事实,在鲁迅脸上随意涂抹。今天许多人对鲁迅反感,反感的正是那个被打扮出来供上神坛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