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往前开着，大家都在纷纷议论，不知道“X”同学和我校的头头“C”命运如何？车快到机场时，前面传来命令，车队停止前进，前方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打赢了，还抓了几个“红”派的俘虏。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看着凯旋而归的“战友”，羡慕之情油然而生。在其中的一辆车上，我们看到我们这一学生组织中的另一个学校的同学，他们的车上绑着一个“俘虏”。我们乘坐的车马上调头，尾随车队回市里去。
车到江边，司机说：奉上面指示，大家乘轮渡过江、车还要去接人，就不送我们坐汽车轮渡过去了。
我们陆续在轮渡口下了车，轮渡口设在江边的防洪大堤畔，翻过大堤是一片退水后裸露出的空地，再往前，搭着一块跳板用来上趸船，通过趸船就可上渡轮。由于渡轮尚未到来，下了车的人们便在堤上和堤边的空地上驻足等候。
这时，只见我们同一组织的邻校同学押着那个“俘虏”也过来了，一路上他们嚷着，这个人是“红”派的，被我们在棉花地里抓到的，抓到时手里还有武器，旁边还有血，肯定是杀了人的“红”派凶手。堤边的空地上，围聚了上百人，大家吵吵闹闹的，我则和“Y”同学及其它另外几个同学站在堤上看热闹。
不一会儿，人群突然安静下来，只见邻校的“B”同学一手端着“五四”手枪，一手推搡着那个俘虏，“B”同学将俘虏押到一个木架子旁，这木架子是轮渡涨水时用来搁跳板的，约2米高，四根粗木头作柱子搭成，很结实，“B”将俘虏押至木架旁，将俘虏身后的绳子系在木架的木头上，用枪指着俘虏对周围的人群说：“这是”红“派的杀人凶手，大家说，怎么处理他？”这时周围响起一片吼叫声，“枪毙他，为×××报仇！”
俘虏见状，吓得面如死灰，不停地向周围的人群弯腰点头哀哭着说：“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妻室儿女，我没有杀人，我不是杀人凶手，大家可怜可怜我。”俘虏哀号的声音分外凄切，这时只见邻校的“S”同学从人群中走出，他走到俘虏身边，将系在木架子上的绳子解下，牵着俘虏返回了人群。口中说：“不行，怎么能杀人？”
我站在堤上默默的看着这一切，以为这可能只是一场闹剧，但却十分佩服这位“S”同学，心想，他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作出这种举动，了不起！
不一会儿，人群中又起哄了，一些工人和学生又在大声喊叫，“他是”红“派的杀人凶手，枪毙他，为×××报仇！”喊叫声中，邻校的那位“B”同学恶狠狠的从“S”同学手中抢过俘虏身后的绳索，再次将俘虏押至木架边，将俘虏身后的绳子紧紧系在木架上，举起了手中的五四手枪。
此时，“B”同学身边伸出了长长短短近十余支枪，不约而同的瞄准了俘虏，俘虏吓得站都站不稳了，身体倚靠在木架上，哀号着“我不是杀人凶手，你们不要枪毙我啊，行行好……。”
众人枪指俘虏的情形持续了约分把钟，谁也没敢开枪，四周沉寂，无人吭声。
见此状况，我身边的“Y”同学拿起手中的“苏”式冲锋枪，我连忙用手拦着他，说：“你不要开这头一枪。”“Y”同学摆脱我的手说：“这些家伙都是些怕死鬼，不敢开枪！”说完，他将枪里的子弹上膛，举起了枪，我再次阻拦他。他说：“我朝天开枪，吓一下这人。”说完，朝天扣了板机，连发的冲锋枪“嘟、嘟、嘟”响了三声。
“B”同学听到枪响，以为有人开了头枪，马上将手中的五四手枪板机扣下，枪响了，俘虏痛苦的“啊”了一声，接着，周围的长短枪枝都响了，俘虏倒在血泊中。
渡轮鸣着汽笛靠上了趸船，大家见状一窝蜂的朝船上跑去。不一会儿，大家都上了船，“Z”同学又举起手中的冲锋枪，朝死去的俘虏“嘟嘟嘟”打了一梭子，邻校的“E”同学亦拿起手中的小口径步枪，瞄准俘虏的尸体过了枪瘾。
俘虏身上的血流了一地。慢慢地淌向河里。船驶离岸边，向市区驶去，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终结了。事后才知道：俘虏叫丁乂乂，是乂乂乂乂厂的工人，“红”派的一般成员，未持枪杀人。
这样一场无法无天的“杀人”案，让所有在场人员在以后的岁月中尽尝苦果：
“Y”同学以指挥杀人罪被判刑20年；
“B”“Z”“E”同学及其余开过枪的学生均被判
5-20年不等的刑期；
那位充满正义感，想救人一命的“S”同学，因无力回天，遗恨终身！
当年，我刚满17岁，我的那些同学们年龄为15-20岁左右，尚未踏入社会，为什么会犯下如此罪行呢？
究其根由，在文革那种法制缺失、以言代法的背景下，学生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法律意识，在某些大人物的谎言蛊惑下，制造了这场悲剧！（陈志平 湖南省退休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