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尽管目睹和体验到军队中贪腐等阴暗面,但联大学子依旧投笔从戎,为抗战做出的贡献,彪炳史册。当时,联大教授的“学二代”纷纷参军,蔚然成风。联大3位校务委员会主席正在读大学的儿子都率先做榜样: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联大训导长查良钊之子查瑞传,任参战汽车部队驾驶兵；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之子冯钟辽,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
不仅联大的“学二代”,当时整个文化学术界的“学二代”大多有从军的经历。联大哲学系的熊秉明是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的公子,后来成为著名的艺术家、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当时他也弃学从军。联大学子陶渝生,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子,当时也和同学一起当军事译员。梅贻琦4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小女尚幼外,在联大读书的二女、三女都在1944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从军运动中报了名,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战绩,美国总统授予战功卓越的人员铜质自由勋章,名单上共有300余人。在52名受奖的翻译官中,西南联大学生有16人,他们代表西南联大所有从事翻译员工作的同学获得这项荣誉,这也说明军事翻译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1938年9月28日,日军对昆明进行空袭,联大租来做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被轰炸。于是,在1939年至1942年,西南联大掀起报考空军飞行员的热潮。当时,我国空军飞行员牺牲者甚众,当局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许多联大学生勇赴国难,踊跃报考,先后有几十位联大学子被录取。他们走进昆明巫家坝空军航校大门时,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们英勇报国的开始。
经过短期飞行训练后,联大出身的飞行员到美国继续接受各种飞行训练,包括初、中、高级的教练机飞行训练和毕业后的作战飞机训练,为期不到一年。
他们分批回国参战,和飞虎队一起痛击日寇。其中牺牲5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