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
三
那么，似乎周恩来的性格一点都不复杂了，他就像基督教初创时的狂信徒一样，有着真诚的热爱，而因为这种热爱，所有挡在他与信仰之间的东西都可以无情地消灭掉。这样的性格不是很清晰吗？
然而这还不够，理解周恩来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可以做而没做什么。而周恩来性格的复杂之处就在这里。
在阅读周恩来传记和材料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总是让我无法理解。譬如，八十年代后出于美化周恩来而弥补毛泽东神话破灭所带来的信仰真空的原因，官方说法一直宣称，周恩来是反对文革的，只是由于毛泽东和四人帮气焰太盛，因此只能做一些保护老干部，敦促生产这样的消极反抗的方式。当然这全是意淫啦，事实上，周恩来从来都没有反对过文化大革命，相反，他非常地支持文革。可是这样就很有意思了：既然他始终都支持文革，那么他为什么要搞这些小动作呢？有一种说法是，周恩来是坚定忠于毛泽东的，因此他坚定地支持文革；然而他认为江青之流是歪曲了毛的意愿，因此他对于四人帮要整的人，四人帮鼓动的混乱都非常反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引出另一个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是党主席毛泽东指定的，他们的权力也是中央给与的，是符合组织程序和规范的，周恩来的这种行为，和对党无限忠诚的信仰，不是矛盾了吗？
这就引出周恩来人性中的另外一面：儒家的周恩来。
周恩来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在南开中学和在法国的学习，更多的是改变了他的政治信仰而不是他的文化基因。在骨子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儒家官僚。在他身上，有着谦和，容人、克己、孝顺、忠君、以天下为己任这些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品质，也可以说是君子品质或是“士”的品质。
可中共与儒家偏偏又是水火不容。在理论上，一个要的是现代的国家体制，大众获得平等地位，以及统一、排他的政治权力；而另一个要的却是古老的政权和社会结构，文化精英与官僚集团的社会地位和乡村层面的自治。在现实中，中共是儒教眼中典型的“乱臣贼子”，而中共一出手，就是针对儒家文化存在的基础，打土豪分田地将乡绅阶层几乎彻底消灭。前两年天安门广场竖起孔子像，这无疑是对中共几十年革命历程的一种巨大嘲讽，因为无论如何，儒家都不是中共的朋友。
然而历史吊诡的地方就是，早期中共的领导者，除了向忠发顾顺章这号下三滥，大多是浸淫传统文化多年的知识分子。而周恩来，一方面是优秀到几乎自虐的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又是传统文化里极为推崇的“治国平天下”的“士”，这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想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不可能不发生冲突的。
有两个细节我琢磨了很多年都没有想透，第一个是关于写诗。周恩来早年是写过很多诗的，从“大江歌罢掉头东”到《雨中岚山》再到“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周恩来写诗的才情和气魄都不错，然而在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诗词。
但是，据周的秘书回忆，周恩来在工作之余也写诗，而此时他会将工作人员都赶远，写到得意处还会自己吟诵一遍，然而，写完之后，周恩来会将诗稿撕得粉碎扔掉。
这是关于周恩来的记录中尤其令人不解的一处。建国之前，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经常写诗，建国之后除了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外，大多封笔。联想到残酷的党内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他们停笔不写免得招来李煜下场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周恩来的例子又比较特殊，他不是不写，但是写了之后又撕掉。有人从谨慎的角度去解读，有一定道理但又并非全部，因为假如只是因为谨慎，唯恐招来祸患，最好的方法是干脆不写，免得哪天忘了撕掉出大事。况且长年累月在警惕中度过的人，也往往失去这种写诗的情怀。而将诗稿细细撕成小条，这种动作又充满了一种仪式感。这一切都仿佛暗示着在党员身份、总理身份之外的周恩来，他作为一个人的气质和情感。
儒家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经邦济世的使命感，这种“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是在每个儒家知识分子的骨髓里的，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们在青年时代去寻找救国的路径而也许也是这种使命感，让周恩来成为了一台巨大机器上的零件。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讽刺的猜测：周恩来选择信仰共产主义来拯救被儒家思想所耽误和“毒害”的旧中国，而使他选择共产主义的，恰恰又是号召“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思想。我无法断定，周恩来写诗毁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我隐隐感觉，即便是在建国后的三十七年里，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情怀。
关于周的另一个细节则令人很是唏嘘：1958年，周恩来和陈云提出“反冒进”，毛勃然大怒，连续要求周恩来做了几个月的检讨。一次，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然而周枯对孤灯，却陷入长久的沉默。天亮时，秘书整理成一篇文字稿，里面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四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眼中泪水盈盈。
这个片段让我既感到一种高于政治的英雄末路般的悲伤，同时又感到困惑。在检讨中写“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也许确实不妥，但是周恩来反应之激烈和古怪又令人大惑不解。什么叫“你太不懂党史”？整夜沉默苦思，却因为这八个字儿落泪。这一切都让人难以理解。
而事实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令人感到疑惑和棘手的疑问，因为这样的问题涉及太多心理上的因素，而所有的推测都无法得到证实。事实上，周恩来并不是非要来受这份委屈，党内的另一个聪明人陈云早早就称病修养，直到八十年代才复出执掌权柄，隐隐有制衡邓小平的架势。而周恩来从72年起就真的生病，而且是重病，然而就是苦撑着局面。他和毛泽东之间就像是一种较劲，谁也不罢手，谁也不离开谁。
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纯粹是猜测，也许腐女们看了会很兴奋：他们就像是一对老夫妻，一个有大格局大气度，同时又很风流；另一个则像是大老婆，任劳任怨又不离不弃。仿佛是一个施虐狂和一个受虐狂，一生就交缠在一起了。而这种夫妻关系又恰恰是在传统文化中才会出现的情况。
这不仅仅是周与毛之间的事情，如果说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少是收钱办事的婊子，那么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皇权面前则往往有一种“妾妇化”的倾向。儒家文化要求知识分子对皇权无条件地服从和忠诚，正如传统文化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即便被冷落了也不能红杏出墙，而是要在空房中等待丈夫的临幸，甚至不能哀怨，至死方休。如果一个寡妇守节而死，那么官府就会给她一个牌坊，而一个士人在冷落中郁郁而终，人们也会称他有松梅之志。反之，他们就会骂成荡妇和佞臣。而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也似乎有一点妾妇化的影子。而这，恰恰是那个传统知识分子周恩来的命运。
四
当我们站在南开大学的南门时，我们会看到一座巨大的周恩来雕像。汉白玉刻成的总理全身一尘不染，和蔼地笑着，总理的右臂微弯，是手臂骨折所留下的后遗症。在文革之后，周恩来的声望经历了一种诡谲的变化，在七八十年代，在官方语境中，周恩来是以一种道德完人的形象出现，而在九十年代之后这种声音逐渐降低，而后来，民间声音又出现了一种报复性的反扑，有人质问：“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光明磊落的总理？”电视专题片《百年恩来》的主题曲叫做《你是这样的人》，而这三十多年来的变化就像是：三十年前，满怀热爱地说：“啊，你是这样的人”，而三十年后，就成了“操，你是这样的人”。
将周恩来送上神坛又试图将其拉下，这种造神灭神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现在；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未来。拥有过去的解释权便拥有现在的评判权，拥有现在的评判权便拥有未来的决定权。然而在这些各怀鬼胎的歌颂与谩骂中，那张汉白玉的面孔变得越发模糊，模糊到让人看不清那个笑容的背后，究竟是圣徒还是犹大。也许他根本就不能用好坏善恶来划分，试图这样做的人，也许根本就没有读懂周恩来。
这篇文章数易其稿，拖了很久，原因是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想要写什么，却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一个道德完美的圣人，一个杀伐决断的英雄，一个机敏狡猾的流氓，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如此复杂又如此特殊，追寻他的内心世界有什么意义？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我想写的，只是一声叹息。
周恩来的一生无疑是一个悲剧，他聪明绝顶，中共的第一套密码“豪密”就出自他手，直到49年，国民党方面也无法破译；他气质非凡，黄埔军校的学生，手握重兵的将领，颇具声望的民主人士，仅仅因为他的一席话就心折不已，甚至因此信仰共产主义的例子无数；他信仰坚定，美国记者为他拍照，感叹他有着“圣徒一般的目光”，连他的敌人都往往敬重他的品格；而他又恰恰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和行动力。无论是从共产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儒家文化的角度，他都是超一流的精英。然而他的一生却鲜有安宁的时刻。战争年代，一个革命者的辛苦和危险自不必说。在无数次的党内斗争里面，他一直是党内的粘合剂。在文革时，他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已然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更有一种殉道者的人性光辉。
然而他自己又跳不出共产党员和儒家士人的两种意识。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会做什么，而一个人的文化基因，则决定了他会怎么做。周恩来一面是殒身不恤的英雄，另一面是诚惶诚恐的臣子；一面是冷血无情的战士，另一面又是大公无私的圣人。共产主义事业与个人内心的情怀，救国救民的志向与儒家忠君的传统，两相交织又彼此冲突，他无法摆脱任何一个，因此他成不了康生，成不了陈云，成不了邓小平，更成不了毛泽东，他所有的，只能是西花厅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和如梦中蝴蝶一般旋生旋灭的诗句。
很多人无法理解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现在的人没法理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无法理解在旧中国的子夜，那群共产党人为什么与现在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僚完全不同。而当时的人无法理解，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中，从来就未曾有过类似的人。
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却有着几乎一样的信仰。他们中的很多人才华横溢，却又不识时务，他们宁愿死在战场上，死在牢房里，死在饥馑下也绝不变节，尽管他们的才华足以让他们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一个很高的职位。北洋军阀认为他们是一些无害的书生，于是上海的工人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发动暴动，与北伐军里应外合夺下上海。孙中山认为他们只是一些热血青年，于是国共合作中大量的军官和军校生成为共产党。蒋介石认为他们是一群土匪，最终江山易主。知识界原以为他们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农民，结果毛泽东一阕词放倒了整个重庆知识界。这些人完全无法理解共产党人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史书中完全无法找到一个哪怕是类似的对象。当我们回望那个时代，我们也许会疑惑：在三十年代初，上海阴湿晦暗的弄堂口，那些步履匆匆面无表情的男男女女，那些憧憧的人影，那些模糊的低语，或许根本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人。
很多人，无论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都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当做中国历史正常演进的一部分，当做按照中国文化可以去解读的历史组成部分，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中国革命就像是周恩来一样，在传统的土壤上，种下了西化的种子，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它当然是恶魔，是灾难；但是对于新中国来说，它又是天使，是福音。中国革命有着他本土化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仅仅依靠我们可以理解的部分去定义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这场来自西方的革命，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的各个方面，然而当时的中国原本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的准备，可是在民族危亡的绝境下，匪夷所思地发生了，就像是一个九十岁孕妇的早产儿。而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和旁观者，以及生活在后革命时代的我们，我们歌颂，我们诅咒，但事实上谁都没有真正理解过这场革命。
而这，就是那个充满悲剧的时代里，最令人沮丧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