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让我们得知，宋子文最后没有被弹劾，除了监察院于右任院长暗中保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自蒋介石的制止。至于蒋介石出面袒护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考虑到他与宋子文之间的亲情尚不可知，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部下道出宋子文下台缘由
步下政坛的宋子文闭门谢客，原先车水马龙的宋宅大院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世态炎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还是有几个心腹亲信致函宋子文，并向他效忠，虽然为数不多，却为忧郁不已的宋子文带来些许安慰，要不然他也不会将这几份函电细心予以珍藏。宋子文去世后，这些资料都被他的家人捐赠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从而为历史留下一些记录。
第一个来信的人叫陈质平，他与宋子文是同乡，也是广东(今海南)文昌人，抗战期间曾任西南运输处处长，主持滇缅路的运输事宜，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共事，然而他是戴笠的亲信，并在军统局内任职的真正身份却很少有人知道。抗战胜利后，陈质平先出任驻印度加尔各答的总领事，1946年7月改任驻菲律宾公使。1947年3月3日报纸刚刚宣布宋子文辞职的消息后，他就立即致函宋子文表达敬意。陈质平在函中先是赞扬“钧座急流勇退，清高劲节”，接着便对众人的攻击深表不满，最后他甚至竭力表白自己，声称“在斯颠倒是非、淆混黑白时会，职拟辞去此间职务，藉获随侍左右，而与恶势力相周旋”云云，向宋子文表忠心。
3月5日，宋子文的另一位部下洪轨(时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也来函致敬，其形式与陈质平来信差不多，不过内容更加详细，文字更具感染力。洪轨在信中首先表示，当他听到宋子文辞职获准的消息后“不禁扼腕者久之，缅怀我公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值战事失利，财政奇紧，我公以大刀阔斧之手段，毅然缩并机构，裁汰冗员，使政治风气因以丕变，前方军心为之一振。迨后胜利突然来临，全国物价陡告惨跌，我公复运用黄金及贴放政策，使全国工商业得以安渡难关”；接着洪轨就为宋子文打抱不平，他在信中说：“胜利以还，和平未能实现，战乱反而更殷，支出浩繁，交通不便，任何人当此危局，均难避免经济风潮”，但“我公仍持危扶颠，采用各种措施”，从而避免了一次次风波。而“此次沪上金融风暴波及全国，原因复杂，事出意外，非我公之咎也”；而且“我公于事发之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强制执行，不数日而风潮平息”，就在此时，“我公以责任已尽，良心已安，然后引咎辞职，退避贤路，此种大政治家之风度，求之近世，实不可得。我公去矣，是非功过，天下后世自有定评”。写到这里，洪轨又不禁将宋子文与宋代的王安石及明代的张居正加以比较：“昔者王临川推行新法，不见容于当时；张江陵革新庶政，屡见阻于同侪。今则谈政治者，对于王、张二公之政绩每津津乐道，不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洪轨在信的最后还不忘安慰老上司“以一身系天下之重”，辞职亦“正所谓求仁得仁”，但最重要的乃是保重身体，因为“复兴伟业，将有待于东山之再起”。
第三封信出自于宋子文的亲信吴秀峰之笔，这封信虽然来得晚点(大概是1947年的4月)，但信的内容却透露了宋下台前后政坛中的某些秘密。吴秀峰在信中说，他在离沪去京前曾专程到监察院于右任院长家中辞行，谈到宋子文去职后C.C.分子依然在会上吵闹不休时，于右任不禁慨然曰：“国家培植人物，何等困难；打击人才，何等容易。国家及本党均尚待宋先生宣力，今已去职，岂可更多攻击？幸经总裁撤销此案，甚以为慰。”吴秀峰在信中说，他听了这些话原以为“此不过老先生久于世事，发为公正远大之意耳”，然而事后他才知道，于院长所发出的感慨实在是事出有因。吴秀峰有一位以前的同事叫李世军，北伐时曾在冯玉祥手下任职，与复兴社的关系相当密切，后来一直担任监察委员。据李世军后来告诉吴秀峰说，当初奉命查办黄金风潮的何汉文等4名监察委员在提出弹劾贝淞荪之同时，另外还有项目弹劾宋子文失职误国。于右任先生因为想取消此项目，特派李世军进行审查，并从中予以疏通，希望他们撤回提案。围绕此事先后斡旋了三个星期，但均没有成效。实际上这几位提案人背后得到C.C.系的支持，因此他们不仅不同意撤销提案，反而还联络49名监察委员具名备函，指责于院长违法，故意压制提案，对提案加以拖延，不予办理；同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姚大海、邵华还向于先生索要此案，要求他依法将提案送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此情形之下，于右任院长仍然拖延不办，并让李世军继续疏通。因此李世军以为，“鉴于监院内部及外间之压迫，如得总裁向于先生提示，此案不应成立，则C.C.当可停止进行”云云。
这封信让我们得知，宋子文最后没有被弹劾，除了监察院于右任院长暗中保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自蒋介石的制止。至于蒋介石出面袒护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考虑到他与宋子文之间的亲情尚不可知，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尽管蒋介石对宋子文有诸多不满，但他决不允许因此案的公开而危及党国的命运与家族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