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让我们得知，宋子文最后没有被弹劾，除了监察院于右任院长暗中保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自蒋介石的制止。至于蒋介石出面袒护的目的是不是真的考虑到他与宋子文之间的亲情尚不可知，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口诛笔伐中黯然下台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以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前往苏联谈判，其间曾回国汇报详情。1945年7月19日上午宋子文在向蒋介石报告谈判经过时称，如果下面的谈判不能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他就不准备再次赴苏参加谈判了。此时因孔祥熙卷入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决定撤掉其中央银行总裁之职。宋子文得知后即向蒋介石表示，中央银行新任总裁的人选必须由他来推荐，否则他将无法担任行政责任云云。蒋介石闻之大怒，他在当日的日记中说，宋的举止“非强迫即威胁，而以美国外交、财政当局是其知交而眩惑。呜呼！国人心理，媚外自私如此，而以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到了第二天蒋介石还没有解恨，他又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受子文压迫，动以不能负责、以美国外援自眩，其性其气并无一些改变也。”蒋在发了一通感慨后又抄了一段《圣经》——彼辈口如蜜，心中含辛螫，祈主按其行，报彼诸罪孽。下面还有几个字被涂改，虽然现在已分辨不出，但肯定是骂人的话。紧接着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又写道：“子文自俄回来，其不愿负责签约，是否有意为难，故不能断定，但其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对于独占财政经济之心思，更不可自制矣。此实为我一生最痛苦之一事。”
宋子文并不知道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发泄对他的不满，此时的宋子文可以说是踌躇满志，一心想作出一番成就。抗战胜利后不久他急于修改战时的财政措施，冀望通过开放外汇和黄金市场，实现其制止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的计划。然而事与愿违，新政策实施不到一年，大量外汇和黄金流出国库，进入私人的腰包，并在上海爆发了金融风潮，国民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国内外舆论群起而攻之。在这场“倒宋”的风潮中，尤以著名的历史学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的抨击最为严厉，他先后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等一系列檄文，指名道姓地攻击宋子文官商不分、公私不分，“自己(包括其一群人)又是当局，又是人民”；傅斯年还指责宋子文具有“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提议立法院、国民参政会彻查孔、宋等豪门在国内外企业经营的内幕，包括营业范围和外汇来源，并征用孔、宋家族的财产。此刻蒋介石也对宋子文失去希望，1947年2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责骂宋子文“失其脑力与主宰者然，而唯贝祖诒与罗杰斯之计是从，为之忧戚无已”，最终决定换马，因为他认为“经济失败，亦在余一任子文所为，以致误国至此也”。
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形之下，宋子文只能于1947年3月1日宣布辞职，他在立法院临时会议上表白：“本人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自然亦不会毫无过失，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本人决不敢说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确当而有效的，不过都是为一个共同的真实的目标，绝对无私人利益的打算。”他强调说：“本人自从担任行政院的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之，政策方面，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而在良心方面，在离开行政院的时候，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第二天国内各大报章都在头版位置刊登了宋子文辞职的消息，并说他“退出会场登车时，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登车厢，面部疲惫之态，一若大病初愈”云云。
3月2日《申报》社论〈政局的新动向〉，对宋子文的评判倒还较为公允：
宋氏为人，自信甚强，其为政亦颇具毅力，在中国敷衍搪塞相习成风的官场中，不失为别具风格。惟其自信过强，故不易兼听，惟其有毅力，故往往流于执拗；加以平时所接触的范围，又只限于经济金融之若干人士，而未能默察社会舆情与人民心理的归趋，以致其所采取之政策，未必即能对症下药。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获悉，宋子文在辞职前曾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但“谈话无论如何都是不友好的”。蒋介石尽管坚持让宋保留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仍准备接受他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最终还是接受他辞去经委会的职务。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说：“从情报中获悉，在第一次谈话中蒋向宋提出强化内战的特别计划，考虑到目前的物价，此计划会在最近增加军队的薪水和供应。一方面是无情的战争需求，一方面是日益棘手的物资短缺。”司徒雷登认为：“宋对自己曾充满信心，直至最近他还认为蒋需要他甚于他需要蒋，但蒋不会因财政和经济的困难为宋公开承担任何责任，他让宋离职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以至于蒋夫人都认为他们让我哥哥成为替罪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