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荣幸能够为迈克尔·马默特教授所领导的、世界卫生组织建立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工作。
马默特领导的委员会一直在从两个方面关注健康的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的各项成就和各种自由的整体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成就和自由权利在大众中的分配公正性问题。在委员会中出现的争论告诉我们：仅仅从医疗权利的角度来理解人们的健康权利是不够的（虽然医疗作为影响健康成就的重大因素，和其他因素一起都是很重要的），而应该从分享健康成就的权利或能力这一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待人们的健康权利（即这种权利在何种程度上属于社会杠杆的范围之内），应该把所有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都考虑到其中，这不仅包括医疗，还包括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以及对追求健康、收入等的方法方式的认知的不同。
从马默特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我们已经得知：不平等是一切问题的中心，这体现在两个不同的方面。不仅健康成就的不平等是个道德问题（这在评估一个国家或团体时是必须考虑的），而且经济状况和社会自由本身的不平等对健康成就也有负面影响。处于等级制度的底层，被那些所谓的特权阶级呼来喝去的状况使得死亡率明显提高，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这些"失败者"的放肆行为所致（如酗酒或过度吸烟）。危害健康的做法看起来与在等级制度底层工作的不自由（即无力感）有着部分联系，但这种联系是重要的。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属于社会发展的主旨的一部分，从它对人们的健康和寿命的影响来看，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因此，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对总体的健康成就及其在人们当中的分配都是不利的，而这两者也都是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四
从其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及其所具有的重要性来看，广阔的社会发展领域是如此的影响深远和内涵丰富，以至于我可以继续谈论许多与之相关的不同领域。但是为了给大家留足讨论的时间，我在结束我的讲话前将选择性地谈一个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让我简要谈一下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现在有不少的研究正在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贫困和犯罪之间的联系确实得到了大量探究。我支持这种关注，也赞成详细地讨论一下这种关系的本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它可能的形态。
近几年来，从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出发来解决贫困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好事。我们当然有理由强调这种关联，因为，贫穷的确能使一个人感到愤怒并绝望，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则是反抗、甚至是血腥的反抗所滋生的温床。这种强调往往把经济因素说成了社会犯罪失控的原因，许多社会评论家在想要不局限于只探究犯罪背后直接且显而易见的原因时，也喜欢用这种方式。当然，在探究犯罪的"根本原因"时，的确也包括经济上的贫困和不平等。因此，这种认为造成社会不满和混乱的根源必须从经济贫困中寻找的想法得到了社会分析家的广泛追捧，他们试图透过表面的和显而易见的现象去寻求原因。
这种看法还有另一种好处，那就是在为了消除贫困而采取大众性的协同行动时，它可以被用来发起人性化的--实际上是非常人性化的--政治和道德倡议。世界上那些致力于与贫困作斗争的工人倾向于从暴力与贫困之间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中寻求支持，甚至还试图从那些过于麻木而对贫困自身带来的痛苦无动于衷的人那儿寻求帮助。事实上，近几年有一种趋势日益增强，那就是以如下理由来支持各种消除贫困的理由，即消除贫困才是防止政治混乱和斗争的最可靠的方式。很明显，那些一般的身体暴力行为比社会不公平和对他人的剥夺（甚至是极端的剥夺）更惹人生厌和令人畏惧，特别是对那些上层人上而言。因此，如下做法是具有吸引力的，即能够告诉大家，包括富人阶层和上层人士，严重的贫困是会滋生恐怖暴力事件的，是会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命的。考虑到战争和骚乱的关注度以及大众对此的担忧，近几年，为消除贫困辩护的间接理由--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追求和平与宁静--已经成为了我们与贫困作战的宣传辞令的一部分，其方式就是援引社会发展的需要。贫穷和暴力之间共生和共存的关系使得我们非常自然地提出如下问题：贫困是否可以两次致人于死地--第一次是通过经济上的贫困，第二次是通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屠杀？
我们在此需要讨论的是：这种关系是否强大到必须因为贫困与犯罪的联系而充分利用这一方式来提倡消除贫困呢？我必须说，从这一方面来看，整个情况是相当模糊不清的，至少有时在那些因果推理中假定的直接性就是模糊不清的。那种把犯罪和暴力的原因都归结于贫穷的观点是将经验方面的联系过于简单化了，这些联系远远不具备这种普遍性。这种关系也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例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而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更加复杂得多。更一般地说，经济还原论并不是研究社会问题的好方法。
在此，请允许我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去年3月我在纽约城市大学做刘易斯?芒福德讲座，题目是"加尔各答的文明"，这次讲座让我有机会对如下引人注目的事实进行了评论，即加尔各答算得上是印度甚至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这里的犯罪率却出奇的低，事实上它算得上是印度犯罪率最低的城市。它以相当大的差距在印度所有城市的犯罪率排名中占据着最低的地位。它的谋杀发生率尤其低。在印度，平均每个城市（包括所有的35个城市）的谋杀率达十万分之二点七，德里达到十万分之二点九，但在加尔各答，该比率低至十万分之零点三，同时，加尔各答的各种触犯刑法的暴力事件（包括对妇女的犯罪事件）的发生率也是非常的低。
考虑到加尔各答出奇贫穷的状况，如果说这一切显得有多么神奇的话，那它所反映的是我们思想的局限，而不是现实世界的自相矛盾。必须强调的是，加尔各答在消除贫困和改善物质生活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并不是有低犯罪率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离开政治运动以及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贫困并不是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暴力。
是什么使得贫穷的加尔各答的一般犯罪率，尤其是谋杀率如此之低呢？解释犯罪对于经验概括而言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存在一些看起来有启发性的合理联系，这些联系将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分离开来。我一直倾向于认为，加尔各答从如下事实中获益颇多，它的种族实现彻底融合的历史相当悠久，在那里，邻里之间不存在其他城市--无论是印度还是其他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那种种族隔离的特征。毫无疑问，在理解贫困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时，许多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我今年4月去了南非，在考察南非的高犯罪率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其中一些犯罪活动与当地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历史产物有关，不只是种族对抗的遗留物，还包括那些隔离开的邻里关系以及因经济原冈而分裂的家庭所带来的糟糕后果，这些都与种族隔离政策并存。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实行了种族混合生活制度后，混合生活区还是会直接导致犯罪的发生。我本人也对巴西如此高的谋杀率感到很困惑，要知道，在这座城市里，精彩的狂欢节把人类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可否认，尽管我对加尔各答的异常低的谋杀率和犯罪率是有一些推测，但是我其实很清楚经验联系的复杂性及其松散性和稳健性，以至于我完全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的是，在贫穷和暴力之间寻找一种普遍而直接的联系这一倾向是很难维持的。这看起来像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简单概括，但经验事实并没有证明它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