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的公开发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讲话》全文的正式发表，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它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
十月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材料，要普遍宣传。”
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它成为了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这也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强大功能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重庆的郭沫若发表意见，说“凡事有经有权”，即“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之道和权宜之计”。毛泽东对此很欣赏。《讲话》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时”文艺方针，还有一个不断修订与完善的过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魅力效应，在《讲话》公开发表后持续显现出来
《讲话》正式公开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文艺创造合力。一是延安文艺工作者自觉改造成为革命文艺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二是主动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真诚地讴歌工农兵生活；三是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四是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
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如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等；新编歌剧、戏剧有《白毛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以及新木刻画等。
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路子创作出来的；这些书写出“新的人民的文艺”，强化革命伦理与阶级对抗，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不仅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作者梁向阳 系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