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延安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七十年了，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
其他不论，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就存在着种种不足。一九四〇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一言以蔽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这样，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具有历史必然性。
座谈会前，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
由于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外部日军的疯狂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中共中央一直没有专门的时间与精力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在解决了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危机之后，中共中央腾出手来进行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的“延安整风”运动，下决心解决文化合力问题，确保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
召开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进行的。按照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延安文艺界整风由毛泽东分管。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的一贯工作作风。为了召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当时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上述文化人中间的一些重点人物，如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而鲁艺受邀师生占到半数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