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湖南各界的请求，朝廷不管不问，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铁路国有政策，将湖南民众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逼到了绝境。没有缓和的余地，没有退路，他们只能一鼓作气往前冲。6月初，湖南民众的情绪几近失控，省咨议局全体议员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湖南新政当局一方面勉力维持着局面，调配大批军警沿街穿巷四处巡逻，昼夜不绝，防范出现更大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按照朝廷的指示强力镇压，禁止开会，取缔印刷传单的各种商店，禁止散发一切传单。
湖北绅商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同样不满。当湖北各界获悉清政府可能会出台这项政策时，就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代表湖北商民赴京请愿。4月26日，湖北咨议局召集民众数千人举行欢送大会，詹大悲等人在演讲中将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比喻为卖国政策，是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地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堕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宣布后，湖北省咨议局、铁路公司及宪政筹备会等团体于5月14日联名致电朝廷表示抗议，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将湖北境内的铁路继续按照原来的政策交给湖北绅民自己办理。他们坚定地重申，如果朝廷不能改变这个新政策，那么有九头鸟之称的湖北人民只能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第一步就是抗捐抗税，朝廷再也不要想从湖北收取一点税金。5月24日，湖北民众代表向都察院请愿，要求朝廷严厉惩处盛宣怀的欺君之罪。
严重抗议并没有使朝廷醒悟，于是湖北年初刚刚创刊的《大江报》适时发表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文章，以为国危如是，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然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否则中国可以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黄侃强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为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沉痛巨创，使至于绝地，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所以黄侃的结论是，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爱国志士、救国健儿，都不应该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出而报国。很显然，黄侃由铁路国有政策引申到政治变革，甚至对清廷自以为顺利的君主立宪变革提出了质疑。
与黄侃思路相近，何海鸣也在《大江报》发表《亡中国者和平也》，认为要想打破目前的僵局，最重要的是打破稳定的幻想，中国只有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大乱，才能重构一个理想的和平机制。湖北人对铁路国有化的反对，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信息，并不是就事论事谈政策，而是期待从根本上解决。
广东的情况与两湖稍有不同，广东粤汉铁路的股款全属商股，主要为华侨的投资，投资的效益也比较好，所以他们对清政府铁路国有化政策，更是痛心疾首，愤怒万分，以为清政府简直就是在卖国。所谓铁路国有，其实就是要将铁路交给各国所有。路亡国亡，朝廷如果真的将全国的铁路干线统统收回，交给各国，大清国也就走到头了，所以粤人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朝廷的这个混账要求，即便拼命也不能就这样将自己的路权交出去。
6月6日，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到会的一千多名股东强烈抗议朝廷强占粤路的政治决定，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抗议声明，表示清政府如果执意撕毁过去的协议，破坏商办之局，派人强占，那么他们势必起来誓死抗争，路亡国亡，在所不惜。为了持久反对清政府的政策，粤汉铁路公司决定设立争路机关部，专门从事宣传，号召民众起来一致抗议，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想尽一切办法维护铁路商办的权利。
粤汉铁路的资本主要来自海外华侨，那既是他们的辛苦钱，也是他们的希望所在，现在一个政策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利，侵害他们的利益，确实伤透了这些华侨的心。海外华侨纷纷致电粤汉铁路公司，表示声援，坚定支持粤汉铁路公司，誓死不从，认为铁路国有的前提是政府有能力自己修筑、自己管理。现在政府根本没有能力筹集款项自己修筑，更没有能力自己管理，就这样悍然要求人民让渡自己的权利，将本该属于人民的权利转让给列强，这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他们强调，政府向外借债，绝非国有，只是名义上的国有，其实是各国所有。这些宣示虽然与清政府政策本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毫无疑问，华侨的宣示更容易激励人心，激起民众爱国护路的情绪。
股东大会的第二天（6月7日），粤汉铁路公司致电川汉铁路公司沟通情况，进行串联，指责朝廷铁路国有化失信天下，请求川汉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并就相关事宜多沟通多协商，彼此唇齿，务恳协力。
四川的反应较两湖、广东是迟了点，但四川的反抗情绪就像四川人一样，一旦惹毛了，却更为激烈，特别是因为哥老会的深度介入，因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问题。
川汉铁路公司最初是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年初。稍后因为四川绅民一再呼吁争取商办，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吸纳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又过了两年，完成公司化改造，1907年成为纯粹的商办公司。然而，公司改为纯粹的商办之后，其中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四川省内的铁路如何修建，走向如何，先修哪儿后修哪儿，公司内部都吵得一塌糊涂，不可开交。直至1909年年底，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方才勉强开工，但始终进展缓慢，至辛亥革命爆发，这条铁路修筑不过三十多里。
更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非常混乱。对于筹集到的资金，由于一直没有充分开工，成为闲置资金，于是使公司高层有机会挪用路款达三百多万元，甚至拿到上海各钱庄存款生息，结果没有生到利息，反而将本金损失达两百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各种损耗、各种开销，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已经花费、损耗了近一半。因此，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这项措施，对于川汉铁路公司高管来说，或许正求之不得，条件当然是清政府必须像对待其他省份铁路公司一样，收回路权，支付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换言之，川汉铁路公司其实并不真的反对清政府收回路权，只要能够将他们的亏空补回来就行。所以，清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化政策后，四川大致平静，并没有立即引发两湖、广东那样的混乱。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的第三天，即5月11日，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收到朝廷发来的正式文件，他立即找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芬、副主席董事都永和和总理曾培商谈解决方案。谈了很长时间找不到共识，彭芬等公司管理层遂前往省咨议局，找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量，寻找解决办法。那时，民主理念、公司理念已经成型，商量的结果也就是尽早召开公司临时董事会，以合法程序寻求解决办法。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筹备仓促，出席会议的股东并不太多，但在成都的省咨议局议员却全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对朝廷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并没有坚决反对，经过讨论只是要求朝廷一定要考虑投资人的利益，一定要将公司历年花费特别是在上海钱庄倒账等亏损部分还上，他们的要求是偿还六成现金，再搭上四成股票，并把宜昌所存现金七百多万和公司陆续收到的股款，一律交给此次特别会议支配。显而易见，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股东及咨议局议员对于铁路国有化政策有点儿乐观其成，甚至认为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将这个路权交出去，由朝廷去办，未尝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总比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老拿在手里要好得多。
四川官绅的乐观情绪只是单方面的，前提是清政府要将他们已经花费的、亏损的都要补上。然而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的谈判对手是盛宣怀。盛宣怀算得上当时中国最聪明也最精明的人，四川人想到的问题盛宣怀都想到了，四川人没有想到的盛宣怀也想到了。四川人想从盛宣怀那里获取额外好处，一点门都没有。盛宣怀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四川人的要求，而且光明正大，理由充足。
5月31日，盛宣怀给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等发了一份电报，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川汉铁路等问题。他说，朝廷之所以毅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固然有着统一路权的意思，其实还有一层意思是借此舒缓各地人民的痛苦。当初四川铁路刚刚创办时，该省官绅定有按租抽股之议，名为商办，其实依然是对四川百姓巧取豪夺。至今数年之久，该路迄未告成，去年且有倒亏巨款的事情发生，其中弊窦不一而足，贻累闾阎者不少，为害百姓者至多，甚至可以说对四川铁路建设毫无裨益而且为害至巨。基于这样的判断，川汉铁路公司高层还能从盛宣怀那里弥补自己的挪用、失误导致的亏欠吗？
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和省咨议局越来越感到依靠盛宣怀不靠谱。既然从你盛宣怀那里得不到好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与你配合呢？即便是为了洗刷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号召股东和民众与你盛宣怀对抗一下呢？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如果仅仅从事理、情理、法理说，朝廷和盛宣怀铁路干线国有化的决策是对的，是及时的，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反而向预想效果相反的方面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