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力量——具体表现在中国红军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创造，是他的骄傲和快乐。游击战争的战略与战术，源自他的大量专业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总司令，他的杰出战场将军林彪、陈毅、刘伯承，一直接受着他的渊博思想的指挥。
关于游击战争，毛多年前从中国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兵法中获得教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为各地的同志写过一本军事论著《战略问题》(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泽东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译注)
毛的最生动的文学形象，是用来描述军事艺术。他曾写道“游击战应该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他高度称颂武装斗争：“历时十年的共产党战争，可能会让其它国家为之惊奇，但对于我们，这不过是一个序幕，历史经验写在血与铁之中。”没有别的军阀比毛有更多的血迹斑斑，即使疯狂的张献忠将军也难以超过，张在明朝时屠杀了四川三千万人(据史书应是三百万——译注)，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即史称之“七杀碑”——译注)。(《时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从封面设计，到报道走笔，《时代》随处可见的强烈敌意，正是此时美国上上下下，面对中国出兵朝鲜战场而引发的震惊、气愤情绪的形象表达。
杜鲁门、麦克阿瑟推诿误判责任
关于朝鲜战争，杜鲁门、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都写得颇为详细。《杜鲁门回忆录》出版于1956年，《麦克阿瑟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两人的回忆录参照阅读，即可发现，到底谁该为错误判断中国参战可能性一事承担责任，二位各持一词，相互推诿。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面对毛泽东的挥兵参战，他们当年的确陷入了盲区。读两人回忆录的不同叙述，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高层的一幅混乱与矛盾的景象。两人之间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直至几个月后，杜鲁门愤然解除麦克阿瑟的所有职务。
这里，不妨略微花费笔墨，沿着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回忆脉络，重回1950年，看看毛泽东再度成为《时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里朝鲜战场的风云变幻。
10月15日，杜鲁门从珍珠港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见面，与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鲁门说，见面时，麦克阿瑟以确定无疑的口气说中共不可能参战。
麦克阿瑟也写到了他与杜鲁门在威克岛的会面。不过，他说，并非他一人，而是与会的所有人(当然包括杜鲁门本人)得出同一个结论——“赤色中国”没有干预朝鲜战争的意图。他甚至以颇为激动的口气，指责对他的看法的歪曲，将之称为“谎言”。
不限于此。麦克阿瑟除了坚称不是自己一人错误判断了中国出兵的可能，他更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认为朝鲜战争爆发伊始，华盛顿宣布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限定台湾中立的决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权，没有了蒋介石威胁的后顾之忧，这才埋下了中共最终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鲜的隐患。
相互推诿也罢，相互攻击也好，只能是后来个人的历史余墨。而当时，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惊，面对在冰天雪地里腾身而起的二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
李奇微是另一位与朝鲜战争关系密切的美国将军。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任陆军副参谋长，同年12月下旬，在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因车祸去世后，他前往朝鲜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随即，麦克阿瑟被免职，李奇微再改任远东美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1967年出版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写到，华盛顿在10月25日前后，第一次获知中共军队参战的消息，令人震惊和心寒，但华盛顿却仍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