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两面沙发的边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我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我坐沙发，让他坐椅子呢？经一番退让，最后还是我坐椅子。我们坐下后，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我们看到主席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我们知道主席通常都是晚上工作的，很少有这么早就起床的。
主席出来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我握手时，主席说，好久不见了。主席这样说，那是因为1964年夏我被调去《红旗》后，就没有再见过主席。我在中南海工作时，平日常骑自行车经过主席居室后门出海办事。偶尔会遇上主席在散步，我远远看见主席在散步，都会立即下车，从靠墙一边悄悄推车过去。可主席看到我，会向我抬手打个招呼。主席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主席指的是1964年秋他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作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我从主席的话中听出来，主席或许以为我会去参加那次哲学问题谈话的。但，陈伯达叫吴江、邵铁真去了，没叫我去。
主席给大家打完招呼入座后，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我坐在他的边上。因为是主席叫我坐的，我只好坐到了主席的身边。原来我坐的那个椅子斜对着主席卧室的门，我总感觉卧室里好像还有人。果然不一会儿，就看见江青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我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主席用手示意，要我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了。我从秦城出来，听到中央某领导人的讲话传达，说早在建国时，毛主席与江青就各住各的，实际上已离异。但我亲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时仍与江青同吃、同住。那时主席73岁，江青52岁。建国时，主席56岁，江青35岁。当时江青刚从苏联休养回国，与主席同吃、同住，两人感情很好，这是我们大家都知晓的。直到1967年我因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从钓鱼台到中南海找江青，仍见到她同主席住在一起。虽然那时江青住钓鱼台11号楼，主席则住在中南海中，但江青仍时常回去看主席。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主席送来了早餐。我看到她拿着一杯乳制品，颜色淡黄。另有一个小碟，上面盛着几片烤馒头。后来吴旭君对我说，那乳制品是主席喜欢喝的马奶，加了点麦片。嗳，它就是这位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人物的早餐了。我们刚才在飞机上用的早餐，都远比它丰富。
主席喝了几口麦片奶，开始讲话了。他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接着又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我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现在官僚特殊阶级已在形成，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主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主席问我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陈伯达在政治上确实是比较敏锐的。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他说，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他说，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陈伯达的话，让我想起1958年主席曾让他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公个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要不是他们当时这态度，恐怕早就宣传推广嵖岈山了。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入党后在严峻的斗争中，经不起考验，但他的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很多。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讲。杨成武对理论的东西讲得不多，只是说了些具体的问题。他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这时主席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主席听了就让他把材料拿来看看。他回答说，已经送上去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接下来就是我讲了。我读过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这之前对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就抄过、并看了很多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因而就从引述主席《张鲁传》的批语开始说，张鲁搞了五斗米教，设置"义舍"，穷苦老百姓到他那吃饭不要钱，而且都能吃饱；他用草药和符咒治病，也不要钱。草药能治病，符咒是迷信，但有时也能治病，因为它是一种心理疗法，至少可使病人增强抗病的信心。当我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主席插话说：就是不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我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我听杨成武讲战士学文化时，心里就在想，主席的指示不光是说要战士学文化，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所以又着重谈了对批判资产阶级的看法，我说前些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士都很清楚。主席很注意地听了我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我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狠，曾国藩就是如此。主席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曾剃头"。主席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又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主席就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我接着主席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我感到毛主席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我们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主席听了笑着对我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