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资料图）
自晚清以来，谈及“公车上书”，所用史料基本取材于康有为自撰《我史》。其记述如下（为方便阅读，对原文做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朝廷命李鸿章赴日求和，议定割让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3月21日谈判电报抵达北京，我提前得知消息，马上让卓如（梁启超）去鼓动各省。先鼓动了广东举人上折子抵制和议，湖南举人随声附和，28日两省举人同时呈递奏折，广东80余人，湖南全省参与。我与卓如又分别拜托朝中官员进行鼓动，各省举人均极为愤慨，连日上奏，奏章堆满都察院……我认为士气可用，遂召集18个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议，签名者达1200余人，我用一天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包括拒和、迁都、变法三大项。卓如、孺博(麦孟华)连日抄写，传遍京城，士气愤涌。4月8日前去投递，都察院以皇上已在和约上用玺，事情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上书。”
康的这段记载，对事情的前因后果交待得相当完整，长期以来，被视为关于“公车上书”事件最权威的表述。但考之史料，这番自述漏洞百出，严重作伪。事实是：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
相关证据是很多的，此处仅举一例。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的严重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和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
康所谓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伪反对派康在《我史》里还虚构了一大群阻碍自己上书的反对派，康说：
“此前举人们联名上奏，当权的孙毓汶已颇为忌恨，我组织的这次千余人的大行动，更是本朝从未有过之事。翰林院编修黄□（注：原文缺）曾，是孙的心腹，举人们初六、初七两天在松筠庵大举集会，初七傍晚，黄前往各省会馆，阻挠此举，捏造飞言肆意恐吓，许多举人被他吓住了。初八日，街上已到处贴满大字报，对我们的诬蔑攻击无所不至，许多人于是退缩，甚至请求撤销签名。”
孙毓汶是主和派，对主战的举子们的上书不满，是必然的。但说孙能够恐吓士子，令他们心惊胆战，纷纷撤回签名，则绝非史实。茅海建教授详细查阅了军机处各类档册中的相关文件，结果发现：
第一、反对和约的上奏、代奏及电报，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其中最重要且最具影响力的，并不是进京应试的举人，而是各级官员。
第二、当我阅读这一批关于和约的上奏、代奏与电奏中，听到的只是一边倒的反对议和的声音。众声喧哗之中，只有一人同意与日本签订和约。此人是帮办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由此可见，当时的舆论气氛完全倒向了主战派，公开出来支持和谈，虽无政治风险，却要冒很大的舆论风险。康所谓的“飞言恐吓”，简直不知所云。
退而言之，即便孙毓汶甘冒众怒，真的对举子们实施了威胁恐吓，但他能吓住举子们吗？根本不可能！因为朝中那些身居枢要的军机章京们，譬如兵部主事张嘉猷、户部郎中林开章，都正在签名、上奏，反对议和。上奏反对和议有没有政治风险，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他们的行为，对举子们而言，具有足够的信息暗示和榜样力量；再譬如：翰林院编修王荣商三月二十九日签字反对议和，四月三日又单独上书，还是反对议和，但四月十五日，王却升任为翰林院侍讲，反对议和何曾对他的仕途有过影响？
由此可见，康对当时的政治氛围的描述，完全是失真的。他所说的反对派，从抽象的机构都察院到具体的个人孙毓汶，都纯属虚构。
伪领袖康在《我史》中自承：自己是此次公车上书的领导者。据康的描述，上书高潮的掀起，始于康命令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随后响应，康、梁又进一步联络了大批朝中官员，最终才有了18省举人发愤联名上书的结果。
这同样不是史实。康有为及康党日后撰写了大量有关公车上书的文章，但蹊跷的是，对自己当年如何具体鼓动各省举人、如何联络朝中官员、具体联络了哪些官员，全然没有说明。没有说明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史实都是夸大的。康有为在当时，根本不具备领袖18省举人上书的资格。
这一点通过对比很容易看出来。康有为曾命令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举人联名上书，此次上书有广东举人80余人签名，梁启超领衔，康门弟子麦孟华签名第5位，虽然康本人没有签名，但说康有为策划领导了这次联名上书，是不为过的，这也是1895年唯一一次可以被确切证实的康党所组织的联名上书。与此同时，广东举人还在陈景华的领导下，组织了另一次联名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共有289名，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给了朝廷，在本次上书中，麦孟华签名排在第63位，梁启超排在第284位，康有为同样没有签字，从签名来看，此次活动与康党的领导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广东是康有为的“根据地”，但康党组织的上书只能获得80人签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有能力鼓动一场多达289人的联名上书。康有为自认为是1895年公车上书的领袖，其号召力却远不如一个陈景华，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
1895年各省举人都在搞联名上书，有些省份甚至多次联名上书。可以认为：如果康有为真的是本年上书的领袖，本年的上书大潮真的是由他鼓动并且联络朝中官员们一起鼓动起来的话，那么，这些在各省自行联名上书的举子们，肯定也很乐意参与康有为亲自组织的那场在松筠庵内流产的上书。康曾经说：湖南举人全体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联名上书，但在康有为自己刊布的松筠庵签名名单里，却只有湖南举人4人而已——而在没有康有为的领导的情况下，湖南举人前后3次共121人参与上书。这样的数据对比，如何体现康有为的领袖地位？
康门下弟子1895年夏天运作出版了《公车上书记》，书后附有署名为“哀时老人未还氏”（很可能是梁启超，因梁曾用过“哀时客”的笔名）的《序文》。序文没有提及康、梁是公车上书领导者，止于陈述梁启超与湖南举子是当日到都察院首递奏章者。这恰恰正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本书出版时，距离事件的发生不过短短一两个月而已，当事人众多，忌惮于舆论，康有为尚不敢歪曲事实。多年之后撰写《我史》时，则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