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九死犹未悔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
“文革”之后，妈妈把所有的照片以及父亲和朋友们之间来往的信件，全部烧掉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是个天天看惯了书、上惯了班的人，无所事事是让他最难受的。当时正好有个翻译联合国文件的差事，有的人想到了父亲，就让他去翻译文件。那里的几个年轻教师对父亲比较照顾，给他翻译的量上比较少，能让他有时间校正早年翻译的黑格尔文稿。当时翻译联合国文件的人们用了两间屋子，他们把父亲安排在靠里面的屋子，桌子上摞着一沓草稿，上面是联合国的文件，下面则是父亲翻译的黑格尔草稿。
父亲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可是只要是他认定了是正确的东西，他就会坚持下去。“文革”
之后，我劝过他：“不要弄你的美学了，你弄了哪次运动落下你了？！再弄，也不过是运动再次来临的时候让你灭亡的证据。”但是他不听。有一阵子，他把自己搞得很累，每天看很多书，翻译很多的东西。妈妈不解：“你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做什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父亲说：“有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没有用，但是将来用的着，搞学术研究总还是有用的。我要趁自己能干的时候干出来。”我说：“你还没有搞够吗？”他说：“我不搞就没有人搞了。”
我想，这大概是在父亲生命最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最大的寄托了。
美学家之死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1986年，父亲得了脑出血，当时去的是友谊医院，沈伯母听说之后赶了过去，正好赶上我从医院出来，她看到我说：“世乐，世乐，你爸爸怎么样了。”我说：“在抢救了，想找车，但是要不到。”我们在家里发现父亲发病时，想从校车队找一辆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校车队说没有，不给派，那时候也没有出租车，后来，我们家里的人还有邻居的孩子只好跑到校医院去借担架，但是校医院说借担架是要交押金的。等交完押金，用担架把父亲抬到校医院，校医院的人都去吃午饭了。姐夫跑到校车队去拦车，正好赶上一辆回车队的车，让姐夫拦了下来，把父亲送到了友谊医院，那时已经是下午了。医院说，没有给他们留下抢救的时间，早点来的话还能抢救。听了这话，我跑回家去给父亲取衣服，到火葬场，总要有件衣服啊。我到校车队去要车，校车队说：“死都死了，还要什么车？”我说：“就是因为死了，才要车，活着的时候要不来。”
父亲走了，我感到撕心裂肺，我跟医院的医生说：按说脑出血是可以抢救的。他们说：没有给我们留抢救的时间啊。
父亲的追悼会召开的时候，统战部的领导到我们家，说他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表示歉意。我说：谢谢领导们的关心，可是父亲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
多少年后，姐姐家里买了车，妈妈总是说：“当初要是有车，你爸也能多活几年……”
口述：朱世乐（朱光潜之女）
采写：记者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