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票和四张桌子
●突然，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两件看起来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得十分清晰……
我是1942年出生的，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大概是没有看过那种电影了：挂一个幕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
到了演电影的时候，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他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他顾不上给你拿票。”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后来我大学毕业，接受毕业教育的时候，在北大的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两三点的太阳是很毒的，我看到在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两件看起来本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的脑子里凸显得十分清晰。
50年代美学界出现的对于父亲的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模模糊糊的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叫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北大，每天走路往返。
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
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跑到校长家里，一到那里，哎呀，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他们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够贴上大字报的地方：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就连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也成了黑白相间的。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问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
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这让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群众运动中的运动群众
●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的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父亲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在“文革”中，关于父亲的大字报，不只是出现在广场的墙上，就是在我们家里，也是被贴得满满的。父亲那时候经常穿一个中式对襟的小褂，上面都被人用毛笔写满了字，恨不得把整瓶墨水都泼在他的身上。上面写的都是“打倒朱光潜”、“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类的话，还有一条，就是“漏网右派”。我们家的旁边住的是翦伯赞，我们住燕东园27号，他住28号，在“文革”中，他也是被批判对象之一。
抄家更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我们吃着晚饭，抄家的人就来了，有些还是七八岁的孩子，其中也包括在我们家住的人。那些七八岁的孩子闯进我们的家：“朱光潜，站起来，站着！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党的？”有时候我看不下去：“你们让他吃完饭不行吗？”“不行，我们还没有吃饭呢！”有时候街道的老太太也到我们家来：“你们家还吃这么好？”我们的邻居翦伯赞家里也是一天到晚遭到抄家，到翦家去的人，总会顺带着到我们家里，我们家遭到抄家的时候，翦家也逃不过去。翦伯赞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很清高、高傲的样子，跟我们家是不来往的，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阴差阳错地把两个不相干的家庭和不相干的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父亲那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了。要说那些批判他的老太太和孩子们懂美学或者黑格尔，我是不相信的。
他们不过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是群众运动中运动群众的一员罢了。或许，他们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革命，但是，这样就是革命了吗？我是迷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