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苹如在校园的留影
秘密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得到一份总部的密电：要她利用自己与日本方面的特殊关系，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的儿子近卫文隆，想以此通过外交谈判逼日本退兵。
近卫文隆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麿曾送他到美国留学，但近卫文隆在美国沉迷于吃喝玩乐，不思进取。无奈之下，近卫文麿只好又把他送到由日本人1900年开办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还专派了一个在该院毕业的日本人中山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但近卫文隆来到中国后依旧是我行我素，赌博、嫖妓、看赛马，为所欲为。对日本驻沪的头目们来说，近卫文隆想不想读书并不重要，怕的是他的“乱来”和“惹事”会影响他的自身安全。尤其是近卫文麿的谈判代表早水亲重深感“责任”重大，因为近卫文麿曾特别叮嘱他看管好近卫文隆。百般焦虑，早水想到了郑苹如，想让郑苹如去“照顾”近卫文隆。
1938年秋末的一天，日本驻沪“领事馆”举行“日中和平联谊会”，郑苹如作为嘉宾和翻译出席。早水把郑苹如介绍给近卫文隆，让他俩交朋友。郑苹如的美丽和高雅让近卫文隆倾慕不已，经常打电话约会郑苹如。一来二去，近卫文隆视郑苹如为“未婚妻”，对她口无遮拦，时常无意间说出自己听到或得到的重要消息。“讲者无意，听者有心”，近卫文隆成了郑苹如重要情报的来源之一。
一个周末的下午，郑苹如把近卫文隆约到巴拿马夜总会“谈情说爱”，借机把他灌醉后，带到一家酒店客房“软禁”。再由地下组织派人，通过水路把近卫文隆带出上海。
没想到，总部收到郑苹如的“得手”电报后，却复电马上“放人”。原因是近卫文麿在日本算是“温和派”，担心一旦把他逼急了会变向强硬派一边；另外，绑架其子未必能达到逼日本退兵的目的，反而会引起日军在上海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致使更多无辜者遭殃。
那天，日本方面得知近卫文隆“失踪”后，沪西日本宪兵队紧急出动，封锁所有交通要道，特务机构也派出人员在租界内乱窜，四处打探。直到郑苹如与近卫文隆手挽着手“回家”，并得知他俩在客房“过夜”，日本头目们才放下心来，认为是虚惊一场。
1937年7月，第130期《良友》杂志封面刊登了郑苹如的照片。
获得汪精卫叛变的情报
1939年8月底，一个星期六晚上，日本驻沪“总领事”在“领事馆”的草坪上举办纳凉舞会，这是一个小范围、高规格的舞会，参加舞会的都是日本在沪的政界和军界要人。郑苹如应早水亲重之邀赴会。
舞会上，郑苹如成了日本大人物眼中的艳丽“樱花”，一个个抢着要与她共舞，郑苹如则有请必跳。在这次舞会上，早水亲重不无得意地向郑苹如吐露了一件机密：日本方面秘密派去重庆的人已经同国民党的“二号”接触了，“二号”表示愿意同日本人合作。
翌日上午，郑苹如将二号人物汪精卫即将叛变的情报迅即密报重庆。然而，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引起上峰的注意。
1938年12月初，郑苹如再次从日本驻沪高层人物处得到“可靠情报”：汪精卫已同日本人“谈妥事宜”，准备离开重庆“变节投敌”。郑苹如再次发出绝密加急电报：“获悉大二号已与日本方面勾搭，近日将有异动，务必采取行动加以阻止。”
但是，这份绝密急电，依然没有引起重庆大佬们的注意。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国家的“二号人物”会投敌、当汉奸。但就在郑苹如的这份密电发出后的第三天，汪精卫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发表投降日本的“艳电”后，重庆方面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