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十九岁始学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即《中书君诗初刊》，――笔者按）。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以入西江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清末民初“宋诗派”代表陈衍尝以“诗文尤斐然可观，家学自有渊源”评论钱钟书的文学修为，诚非虚言。
此外，钱钟书所秉有的文人气质也须一提。笔者以为，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着眼，所谓文人气质，应包含才子习气与文人情趣两个方面。一般说来，才子习气大致是指纵才使气、耿介不狷的为人风格。“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及徐渭、唐寅等素负才名的传统文人，便都是文人习气颇盛的传奇人物。钱钟书虽自归国后力戒“才子诗”，但他的才子习气却依然故我。如他晚期的为学不必多读“近人著述”之说，“比较文学”类似“牛比羊大”式造句练习之讥，“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针对“钱学”而发）之论，便多少仍有点纵才使气。所谓文人情趣，也就是以审美眼光看待人间万象，以审美心态面对人世浮沉。以审美心态面对人世浮沉，故能化人生失意为歌赋词曲，亦可将人生丑态化为笔底波澜，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钱钟书的有“新《儒林外史》”之誉的《围城》。以审美眼光看待人间万象，则诗情画意，所在皆是，琴棋书画，俱所关心，体现在钱钟书身上，便是能于经、史、子部中见文心。钱钟书曾不无揶揄地指出：“盖修辞机趣，是处皆有，说者见经、子古籍，便端肃庄敬，鞠躬屏息，浑不省其亦有游戏三昧耳。”诸如《老子》中的“道可道”，《公孙龙子》中的“指非指”，皆语带双关，类乎庾信《咏怀》之“平生何谓平”，陆龟蒙《和袭美新居》之“辩伏南华论指指”等语。从这个角度审视《管锥编》，便不难理解该书借重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以拓展文学研究资源的基本意图。此外，钱钟书之所以一再讽刺学究谈艺不得要领，并主张文学研究者应集“善写”（创作才能）与“善鉴”（批评能力）于一身，都与他的文人气质或文人情趣有着内在联系。
陈寅恪在分析王国维自沉的原因时指出：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杜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学术界一度聚讼纷纭。其情形，非常类似于对当代诗人海子自杀死因的争议。
笔者以为，除非能起自杀者于地下，又或自杀者留下了说明其自杀的直接动机的遗嘱，否则，每一种对自杀者死因的分析，无论多么言之凿凿，终归只是推测而已。因此，对陈氏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推测（殉传统文化）是否准确，笔者不拟加以评论，笔者的关注点在于他对王国维的定位：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纲纪之说）所凝聚之人”。从王国维对清室尤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态度来看，他确乎堪称恪守“君臣之纲”的末代儒生。与此形成对照，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接续者的钱钟书，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显然较为开明，他对“中体西用”那一套观念的否弃，便是明证。（43）此外，如前所述，钱钟书乃是兼具国学修养、古文功底、旧诗造诣与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现代学人，因此，我们不妨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将其定位为中国人文传统所凝聚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