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 龚刚 著 文津出版社出版
余英时在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逝世后评价说：“墨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30）余氏的“终结”说作为对钱钟书盖棺论定式的历史定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资深文论家王元化亦指出：“钱钟书去世，意味着本世纪初涌现出来的那一代学人的终结。钱钟书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他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堪称那一代学人中的一个代表，……”（31）钱老的学生董衡巽更是不掩痛惜之情：“像钱老这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广博精深的学者，在中国是不多的，两三百年的一个。他这一走，……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32）甚至有西方论者也持类似论调，如嘉思伯?贝克尔（JasperBecker）评论说：钱钟书之死“标志着五四运动所孕育的一代人的故事的结束”。他还颇带浪漫色彩地将钱钟书称为“文学天才”（“the literary genius”）和“北京城最后的隐士”（“Beijing’slasthermit”）。
总体而言，以余英时等学人为代表的钱钟书之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终结”之论，主要着眼于后者以“学贯中西、融汇古今”为特征的人文素养、学术与文学造诣及其文化意义。在他们看来，如钱钟书那样既谙熟中国古典文化，又通晓西方文化，并能在其学术与创作中同时凸显古典精神与“全球意识”的学者，乃是20世纪初叶暨中国人文传统转型之初所产生的那一代学人中硕果仅存的代表，因此，他的逝世，便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平心而论，以余氏为代表的“终结”论诚可谓深怀伤逝之情的沉痛之语。笔者则试图在此“终结”论的基础上，对钱钟书的文化意义，作出较为客观的历史定位。
1、中国人文传统所凝聚之人
笔者以为，钱钟书乃是兼具“国学”修养（特指传统学术方面的知识涵养）、古文功底、旧诗造诣与文人气质的不可多得的现代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命脉的接续者，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传人。纵观钱钟书的多数学术著作，从《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到其总结一生所学的大书《管锥编》，无一不显示出其广博的国学修养。甚至阅读钱钟书的小说如《围城》、《灵感》、《猫》以及散文《一个偏见》、《论快乐》、《释文盲》、《谈交友》等，若无一定的国学素养，对其中某些情节的诙谐处和某些议论的精深处，也很难领会。如《围城》中董斜川以“陵谷山原”等地理名词来概括唐以后大诗人的情节，阅读者若无关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常识，多半非但不能领会这些情节的妙趣，反而会嫌钱钟书“卖弄学问”。又如《释文盲》一文中对清代“朴学”不重“审美价值”之“鉴别”的批评，阅读者若无相关背景知识，也多半无法意识到其深层的学术意义。（35）此外，钱钟书在其主要学术著作如《谈艺录》、《管锥编》中还显示出深厚的古文写作功力，其《谈艺录》之“序”与“小引”，便足当“美文”之目。而其《中书君诗初刊》（未刊）、《槐聚诗存》等旧诗集，则足以表明他在旧诗写作方面所达到的水准。现从上述诗集中各抄录旧诗一首，以略示其诗艺，并抄录钱钟书关于其旧诗之夫子自道，以资说明其诗学渊源：
分飞劳燕原同命，异处参商亦共天。
自是欢娱常苦短，游仙七日已千年。
（《北游纪事诗》之一）
蕉树徒参五蕴空，相怜岂必病相同。
眼犹安障长看雾，心亦悬旌不待风。
委地落花羡飞絮，栖洲眠鹭梦征鸿。
与君人世推排久，白发无须叹未公。
（《叔子书来自叹衰病迟暮余亦老形渐具寄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