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为中国，70年只做一事

　　爱总会找到一条路

　　延安时期及解放后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晏阳初等人的社会改良工作并不以为然，批判之声不绝。他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暴力革命是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我们会看到革命成功后，那些非革命党基本上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晏阳初在解放后的“头衔”就有“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反革命”等，他留在国内的学生也命途多舛。

　　而晏阳初却在心里认为：“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再革命，我们全国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烂心革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一段话论及法国大革命：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这段话用在中国的革命上，大抵也是可以的吧。

　　100多年前，梁启超作《新民说》，他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晏阳初无疑对这句话有颇深的印象，他说：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身上来下功夫。所以平教会自始至终，都把“做新民”作为目标。中国要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宿命般的治乱循环历史，在根本上发生变革，唯有走改良的道路。

　　晏阳初将双脚迈进了饱受欺凌和战乱之苦的中国乡村，他的手里没有枪，只有《平民千字课》，脑子里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民众的疾苦和西方的民主理想。他就这样和他的同志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呆10年，在湖南、四川农村一呆又是10几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村一呆又是40年。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晏阳初70年如一日地行走在平民中间？这条路布满了荆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走的，而晏阳初却一走70年，直到生命末了。“具有真正和完全的爱心的人不求自己的益处”，晏阳初的一生正是背着十字架在爱中行走的一生。没有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强大力量，没有人可以持续地如此迈出脚步。更重要的，晏阳初并不是在痛苦中行走在平民中间。在《九十自述》中他说：我愿意化苦为乐，化敌为友。

　　晏阳初选择了悲悯作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他对其时代的贫穷者及其他弱势人群所采取的行动。在这悲悯中，我们看到的是晏阳初舍己的爱。爱总会找到一条路，这是当我们回望历史时，晏阳初留给我们的启示。

　　晏阳初与今日中国

　　很多人会以“时代不同了”这句话简单地把晏阳初们的努力对今日中国的启示带过去，认为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这些先辈们仅仅属于过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是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倡导中，也没有这些先辈们的任何身影。

　　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扫除文盲”，确实，这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国已没有多少人不识字。如果把晏阳初们的工作简单地理解为“在农村扶贫”，确实，这时代是大不相同了，今日中国的扶贫工作已得到联合国的嘉奖。晏阳初们提出并践行的计划大大超越这些目标，而且这些计划经过实践的检验，切实可行。这些计划的目标被概括为：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

　　今天的中国，“人的建设”工作还远未完成，而这恰恰是晏阳初的工作核心。“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适合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想要民主……在中国，各种力量（包括好的和坏的）正在进行较量。只有人民大众有机会接受文化和公民品德教育的时候，中国才能实现民主。”今日中国，距离晏阳初的理想有多近？

　　我们这个时代，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人太少，特别是知识阶层，这个理应天然具有社会使命的阶层，频繁出没于资本和官僚的觥筹交错之间，把自己的“根”——大众——抛诸脑后。80年前的“博士下乡”盛况，已难觅其踪。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女士在《告诉人民》的结尾呼吁：这是一个宏伟而永恒的事业，这个事业的无比正确和晏阳初及其同事制定的实用的计划的确令人信服。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一个已经成熟的思想观念那样有力量。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热情和决心向前迈进。

　　晏阳初曾这样描述与他在艰难困苦中始终相伴的妻子的一生：“那美好的仗，她打过了，并始终持守自己的信仰。她留给人们的是一种祝福，她的一生，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这也是晏阳初生命的真实写照。

　　（作者为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