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
自1932年12月起，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仅28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黎烈文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
副刊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大量针砭时弊的评论、杂文。黎烈文本人也不时在“自由谈”专栏里揭露国民党腐败内幕。
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国民党所能容忍的尺度。国民党当局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这就是他的回答。
为了“围剿”苏区，蒋介石还大量发行公债，史量才又站出来带头拒购，从而带动了一大批人拒绝购买。这一切让蒋介石相信，既然精神上无法消灭史量才，那只能是从肉体上消灭他。
据徐铸成《报海旧闻》载：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劝他不要与政府作对，并威胁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回忆：“（1932年）有一天，蒋（介石）召史（量才）和我去南京，谈话甚洽。临别，史握蒋手慷慨地说：你手握几十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立即变了脸色。”此时，蒋介石对史量才更难以放心了。
1933年6月，蒋介石为打压宋庆龄，密令戴笠坐镇上海，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卸掉了宋庆龄的一条得力“臂膀”，凶手“悬而未决”。《申报》等对杨杏佛案展开长篇累牍的报道，矛头直指蒋介石，暗示杨杏佛遇刺事件就是政府所为，让蒋介石大为难堪。这促使蒋介石把已经做出决定但尚未实施的谋杀史量才计划，立刻提上议事日程。
司机泄密 命悬一线
为顺利暗杀史量才，戴笠亲自操办，组建了六人小组负责具体执行，这些人大都参加过刺杀杨杏佛的行动，组长仍然是赵理君，其他五名成员为王克全、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和张秉午。其中，李阿大为主要杀手，在刺杀杨杏佛的行动中就是他第一个开的枪，而张秉午主要负责开车。
因为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都在租界内，戴笠原准备在租界内动手。但在租界行刺难度非常大：一方面由于他们在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附近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无法就近了解史量才的活动规律和实施暗杀行动；并且租界内已经发生了杨杏佛血案，租界巡捕房加强了警戒。
同时，史量才本人出门也从不离保险汽车，来去无规律，暗杀行动组难以拟定可行的行动方案。史量才此前专门从美国定制了别克防弹保险汽车。该车最高时速达160公里，这在20世纪30年代极为罕见。汽车还配有装甲，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加厚，即使军统局专门为此次行动配备了穿透力极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也未必能保证瞬间置车内人于死地。
戴笠等人商量后决定放弃在上海租界内动手的方案，另寻动手地点。不久，他们利用行动组在上海帮会的关系，结识了史量才的司机黄锦才，并从黄锦才的口里得知史量才将要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逗留一段时间。“秋水山庄”是史量才以妻子沈秋水的名字命名的西湖边的一栋别墅。
其实史量才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所警觉。史量才相信杨杏佛被刺案一定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为此史量才雇了四名武装保镖，只要出门，保镖们与他总是形影不离；他乘坐的汽车的钢甲也加厚了，而且轻易不驶出租界；行踪也非常隐秘，只有司机才知道。
戴笠从史量才司机处得知其行踪后，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很快前往杭州。为掩人耳目，“军统”特务最后决定选择在史量才回上海时，在沪杭公路上动手。经过实地查看，动手地点确定在江浙交界处，海宁县境内博爱镇距离翁家埠四华里的地方作为狙击点。那里距离村庄较远，行人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