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国庆宴会上，溥仪与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左二）、京剧演员杨秋玲（左三）、电影演员崔嵬（左五）举杯共饮。
该书前言写道：
他(溥仪)在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都还没有核对，他所提出的论点也有很多不妥和错误的地方。我们除了个别错字和标点符号外，对文章内容未加改动完全照印排出，以供内部参考。
与此同时，公安部领导决定让群众出版社帮溥仪好好整理一下这本书。这个任务落到刚从公安部调到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身上。李文达虽非文字工作出身，但一直爱好写作，他与人合作的《双铃马蹄表》据说是新中国反特小说的开山之作呢！
此时，溥仪还在植物园劳动。接受了这个工作，李文达便住进植物园附近的香山饭店。溥仪每天上午劳动，下午便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修改书稿。这次修改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原稿基础上删繁就简，加以润色，去掉那些悔罪式的语言，增加一些生动的细节，另外就是把1957年后，以及特赦前后的内容补上。
每天下午，溥仪和李文达讨论书稿，晚上李文达则拿着钢笔、剪刀、糨糊在书稿上修修补补起来。
忙活了三个月，在原稿基础上修修补补出来的这版《我的前半生》弄出来了。比起“灰皮本”来，文字有所缩减，条理也顺畅了，但还是不令人满意。看来领导和李文达都低估了修改的难度。很多史实溥仪自己也搞不清楚，有些事单从他本人的角度也很难捕捉全貌，必须重新查资料，寻访当事人，李文达萌生了另起炉灶的念头。
1960年7月，按照溥仪提供的线索，李文达和溥仪开始收集资料，寻访当事人。由于工作量巨大，出版社给他们配了几名助手，其中就包括王兰升。
王兰升说，那时溥仪每周都要来出版社好几趟，跟编辑们讲述细节，探讨书稿。“皇帝”所到之处总能引起不小的轰动。王兰升记得，有一天出版社突然多了好多人，一些在部里(公安部)工作的女同志也跑来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溥仪来了，他们都是来看“皇上”的。但在王兰升眼中，溥仪就是个普通人，一身中山装，戴副近视镜，跟谁都客客气气的。他们都叫他“老溥”。
在王兰升看来，溥仪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候回忆往事，讲到伤心处甚至就哭起来了，对于自己前半生的罪恶也毫不掩饰，可以说改造得非常彻底。与溥仪相比，倒是一些伺候过溥仪的老太监的言行不太让人接受。王兰升记得，一次他们到太监聚居的兴隆寺采访，有个太监听说他们是来调查溥仪的，赶忙跑过去说：“万岁爷还活着？万岁爷怎么样了？回去您跟万岁爷说我是他身边的小太监×××。”
经过三个寒暑，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跑了上千公里的路，采访了数百人，1962年6月，《我的前半生》第二稿终于写成了。第二稿共50万字，分三卷，印成十六开的大字本，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历史学家翦伯赞、法学家梅汝璈、文学家老舍……都在他们征询的范围内。
意见反馈回来后，大家又对书稿进行了第三次修改，一下子删掉了10万字。那么，这一稿究竟删掉了哪些内容呢？2006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前半生》(全本)为人们揭开谜底。
全本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节，坦白了溥仪作伪证的经过。据说当年有人认为，这部分内容不宜公开，以免“供给反动派以伪造历史、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材料”，“国际影响必定是极坏的”。一些关于溥仪私生活，或容易引起读者不快的情节也删掉了。另外，当时溥仪与李淑贤新婚不久，书中写到与前妻李玉琴离婚时，过于动情，溥仪担心会引起李淑贤的不满，所以也删掉了。还有就是给溥仪拔得过高的地方也删了，比如王兰升告诉记者，书中原来有篇文章叫《中国人的骄傲》，这对于溥仪未免过誉了。
1964年3月，三易其稿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了。不久，这本书被译成英、德、日等文字对外发行，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人们不但被书中溥仪曲折的人生经历所吸引，更赞叹于一个封建皇帝竟能被新中国改造成一名公民。
据说，毛泽东在驶往外地的列车上看完《我的前半生》后，说：“这本书改得不错嘛！”
《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的作者贾英华，上世纪60年代经常到慈禧宠爱的女官裕容龄家玩。他记得，一次，已是暮年的裕容龄半卧在躺椅上，指着桌子上摆着的一本《我的前半生》，喃喃地说：“你们不懂，一个皇帝能变成这样，不容易哟！”
1965年，国民党政权前代总统李宗仁回到祖国，溥仪也到机场迎接。李宗仁百感交集地对溥仪说：“您的大作，我在国外就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