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集体”巧处理
谈及父亲对自己科研生涯的影响，身为儿子的北京大学教授钱思进特别提及1992年父亲去世前四个月给自己写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谈的是科研中的“个体”和“集体”的关系：“思进搞的是‘大科学’的部分工作，因此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共同署名的工作也成为习惯了。但自己的工作部分仍是很重要的，因为缺了它，整体工作的意义也会变得小了。这确实需要更多地了解‘个体’和‘集体’的意义。”
10月8日，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揭晓，两位早在1964年预言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存在的科学家获奖。但人类真正找到它却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去年7月4日，时隔近半个世纪，两个大实验国际合作组联合宣布发现了它，该发现被世界权威期刊《科学》于2012年底评选为全球重大的“本年度科学突破”之首。
发现希格斯玻色子这篇科学论文的作者有2000多名，钱思进是其中之一。
从1994年开始，他开始参加了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CMS实验组。“能在过去18年里直接参与到这一物理上历史性的重大科学发现的艰苦进程中，我深感无比的幸运和激动。在纪念我的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愿意以此向他告慰，并将继续努力，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继承他的遗志，永远走下去。”
张焕乔记得，1962年2月和先生见面时，自己谈到目前科学研究有单打独干的倾向。
“先生当时强调说，‘现代的科学研究都是规模很大的，搞原子弹氢弹不只是少数人奉献，主要是党的领导，大力协同，这是集体创造……任何时候，科学研究都要大力协作，既要注意发挥个人才能，也要注意发挥集体的智慧，努力创新……”张焕乔说，这些教诲，自己牢记终身。
事实上，先生一直倡导大力协同，并身体力行。
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西方媒体在震惊之余，往往想当然地去猜测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对于外国媒体的传言和猜测，先生深感不安，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多次严肃地指出：中国原子弹研制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钱先生对一位记者把他的作用比作“卵石”和“沙粒”表示赞同，他说，“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欣慰！”
在生活中，他同样将小家看成大千世界的一颗普通“沙粒”，不搞特殊化。
1985年9月担任原子能院院长后，孙祖训曾向先生家中拜访请教，他至今记得，“先生和何泽慧教授虽然是国际知名大科学家，但家里却相当陈旧简陋，狭小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和科技杂志。”
因为受家庭影响，钱思进从小喜欢理科，插队期间抽空自学的课程也主要是数学和物理。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一直没能接受正规的物理中等和高等教育。直到1976年底“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恢复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统考制度后，才有机会试着报考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研究生。
“自从报名以后，父亲就反复告诫我，这是公平竞争，只能靠自己的本事，说情的事我们绝不会去做。”钱思进说，1978年夏考试揭晓后，自己虽被录取，但入学成绩并不理想。父亲安慰道：自学出身能考取还是值得肯定的；但决不能由此松一口气，要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经过一年的追赶，在第一学年期末考试中有一门主课考了那门课的第一名，父亲听了很高兴，但仍提醒自己，从考功课到做科研还有好长的路，考得好并不一定意味着可以做好科研，所以千万不能放松。1980年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前，父亲的态度还和以往一样：“我们绝不会为你提供任何方便的。如果你自己愿意并有勇气去申请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我们也不反对。还是希望你做好两手准备：国外学校录取了，就去；不录取，在国内攻读学位也很好，国内不少导师的水平一点儿也不比外国的差。”
钱思进说，在自己整个学业和工作过程中，父亲的教诲和榜样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自己，但一种异样的感觉也一直伴随，父亲的名声和威望总使自己像被笼罩在一个影子里。被人们介绍时，总是被先讲“这是某某人的儿子”。为摆脱这个影子，他尽力不主动讲自己的父母是谁，同时努力增强自己的工作能力，积累独立工作的经验。从1991年底开始，经过长达6—7个月的长期评审，在众多候选人的激烈竞争中，在评审机构完全不知道自己家庭背景的情况下，1992年6月，一个美国的著名国际高能物理实验室认可并聘任他为该实验室的研究员（相当于大学中的教授）。
在人造卫星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发出核爆炸轰鸣的罗布泊地形像一只巨大的耳朵，像一颗耗尽的心脏。先生作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杰出工作者、为我国原子弹、氢弹成功爆炸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却从未到过罗布泊，从未亲眼看到过中国核弹爆炸成功的场面。不少人说，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追思先生的丰功伟绩，能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继承先生的事业，把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真正建设成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让由他点亮的原子能 “心”一直跳动。记者 陈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