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钱三强先生在巴黎居里实验室用依莱娜的高倍显微镜进行观测
知人善用育人才
由于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开展“两弹”研制。为解决人才缺口，先生五湖四海网罗人才，一大批科学家在此聚集，此外还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调了一批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科技人员，于敏就是其中之一。
对此，当年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有一个中肯的评价，“调于敏来参加工作，这是三强在领导氢弹理论研究方面作的重大决策。事实证明，这一决策十分正确。如果那时不是请于敏来参加这一工作，氢弹理论的完成，恐怕至少要推迟两年时间。对科学人员，‘知人善用’，这是三强担任科学研究领导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于敏至今对从事氢弹先期研究的那段经历记忆深刻，“当时先生已是副部长，管的事情很多，但他非常关心这项工作。最初原子能研究所只有十几个人做这项工作，他不断挑选一些很优秀的大学生参与攻关，最多的时候达到41人，大家齐心协力建成了很强的一个组，做了大量的工作。”
时间已经过去55年，但曾担任中国原子能院科技委主任的王方定院士依然对1958年的情形记忆尤深。
当时二机部成立九局，调集人员开始了我国核武器的研究。为了尽快开展工作，九局从全国有关单位调集科学技术人员，派到对口的科研生产单位开展工作或接受培训。从1958年至1963年的5年中，被调到九局的放射化学技术骨干和分配到九局的放射化学专业应届大学毕业生，全部到原子能研究所实习。
让王方定印象深刻的是，虽然自己当时只是一名年轻的化学专业的研究实习员，但先生与自己单独谈话，详细耐心地说明调动工作的原因和今后工作的内容。
“从这次谈话中我感到了先生对快速发展我国核科学事业的迫切心情和对青年的信任。”让他认为“几乎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在工作中能受到先生亲自安排、具体指导。
“先生对我说，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一个工棚改建的，我们也可以建一座工棚实验室，这样有许多好处，可以很快开始实验，减少外界干扰，任务完成后便于处理。这个工棚外表可以简陋些，但里面要尽量做得符合放射化学工作的要求。”王方定回忆说，先生在了解工作进程的同时，还及时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工棚开展实验后不久，当了解到因为原料不足，只能做微居里量级的实验时，先生将自己叫到办公室，拿出大约十个盛着黑色粉末、约200毫升容量的石英磨口瓶，说：“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保存了十几年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给你们做原料，也是用到它最合适的地方了。”
徐銤院士至今记得，1961年进所不久先生和新同志的一次讲话，谈的是在居里实验室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一进实验室被安排的工作是洗瓶子，他认真洗了一遍又一遍。居里夫人非常满意，问何以如此熟练和认真。先生回答说，在国内的实验室锻炼过。后来约里奥·居里夫人给先生定下博士论文课题，指导过几次。加上自己的努力，先生完成了博士论文。
“钱先生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从事科学研究要记住两条：一条要认真、细心，哪怕是小事，辅助的事；另一条从事科学研究主要靠自己深究细研。”徐銤说，这席话直接影响了自己一生。
因为国家“两弹”任务，在原子能所里，当时还是一线小兵的张焕乔工作岗位也被调动了，从中子衍射组调到裂变物理组。
“他知道我在苏联参加过中子裂变截面工作。”张焕乔回忆，196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自己从院北区回宿舍，在南区三角地碰到先生在散步，对方关切地问起工作进展。
“我告诉他，我们刚测出235U裂变截面比国外仅有的一个数据大5%左右，似乎我们的结果可信。”张焕乔记得，当时先生说，“你们做科学研究，数据关系重大，要反复推敲，一定要提供可靠的数据。重要的数据不要轻易相信国外的，他们也不轻易给的。要通过我们的工作，相信自己。你们要抓紧工作，要有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