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此后，习仲勋和省委书记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叶帅显得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初，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工作。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习仲勋这个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支持。
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对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很是赞赏，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习仲勋向邓小平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叫特区，因为在沿海搞来料加工，王全国最早提出来叫加工出口特区，后来广东省委在书面汇报中写成出口特区。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等人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省委、省政府，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邓小平提出创办“特区”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立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赴粤闽两地。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此也很关心。谷牧按中央的决定，在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中央。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助福建的同志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谷牧从深圳回来后，向邓小平汇报了粤闽两省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发展情况。最后，谷牧提个问题，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个名。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叫特区嘛！”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时，谷牧遇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