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自治的始作俑者
联省自治的想法并非始于谭延闿，但联省自治的实践确实是在他的推动下展开的。
李剑农先生是当年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他在1941年出版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就指出，联省自治运动源于联邦制的构想。当年“袁世凯大权独揽，各省大概皆为北洋系的将军、巡按所宰制，国民党被摧毁，进步党也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于是进步党人“主张扩大各省的自治权”，“想假联邦自治之说，一方面挑动各省反袁的情威，一方面为新派人士谋活动的机会”。袁死后，南北混战，而南北两方又都没有一种可以统一全国的力量，因此，一般士人寄希望于联省自治，以期“脱去军阀割据的混沌状态”，实现统一。
所谓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一种省宪(或名省自治根本法)，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在省宪范围以内，非但可以免去中央的干涉，便是省与省之间，也可免去互并的纠纷；甚么大云南主义、大广西主义，都应该收拾起来。第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以完成国家的统一——就是确定中国全部的组织为联邦制的组织；如此既可以解决南北护法的争议，又可以将国家事权划清界限，借此把军事权收归中央，免去军阀割据之弊”。
就谭延闿自己而言，“湘人治湘”这一口号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17年护法运动发端时。其时，谭延闿赶走汤芗铭，重新回到自己在辛亥光复时获得的湘督位置上，他深恐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使北洋势力再度侵入湖南，乃与北京的湘籍要人熊希龄、范源濂等共唱“湘人治湘”的论调。结果被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任命湘人傅良佐为湖南都督，引发了南北战争，谭延闿也被迫去位，但这种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论调却没有沉寂下去，它深合当时各省弱小军阀的心意，也得到地方议会及社会团体的极力推崇。
直皖战争爆发、南方军政府瓦解后，一些名流学者(如熊希龄、蔡元培)看到继护法运动而起的纷乱以及全国政治、军事更加四分五裂的局面，对武力中心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失去信心，纷纷主张起联邦制来。当时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满了报纸篇幅。各省自治团体还在北京、上海、天津成立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等机构。至于湖南省内，各种各样的自治团体更是层出不穷。在此形势下，谭延闿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他很清楚地看到南北两个政府都是徒拥虚名，于是作出了一个大胆举动——通电全国，宣布湖南实行自治。
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名义发表了关于湘省自治的“祃电”，称：“民国之实际，纯在民治之实行，民治之实际，尤在各省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自治，而后权分事举，和平进步，治安乃有可期。……闿及全体人民，久罹锋镝，难困备尝，欲为桑梓久安之谋，须有根本建设之计”，这个“根本建设之计”就是“当以各省人民确立地方政府，方为民治切实办法”，具体办法就是“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最后，他还呼吁“望我护法各省，一致争先，实行此举，则一切纠纷可息，永久和平可期”。这个祃电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的嚆矢，也就是后来湖南制定省宪法的“经典文件”。
此电一发，西南各省军阀为之喝彩，投机政客更把它作为时髦的政治口号。在京的研究系政客熊希龄、范源濂等人，于8月下旬以旅京湘绅的名义致电谭延闿，谓“祃电为根本之言，洞中肯要，非此不足以救湘救国救各省”。他们还请研究系理论家梁启超起草《湖南省自治大纲》和《湖南自治根本法》，于8月28日邮寄到湘，“以备采择”。并建议湘省秉“湘人自决”精神，在南北未统一之前办成自治。具体做法上可由省教育会、商会等动议，举出代表，起草宪法，再照欧美各国先例，交由全国各省人民总投票表决。据熊希龄估计，“湖南提倡自治于前，各省必将热烈响应于后，由此不难达成联治立国”。
旅沪湘人也组成了“湖南改造促进会”，此时亦号召湘民“奋起自主”，提出“以湖南地域之文明，湖南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的自治宣言，并要求谭延闿和赵恒惕等诸湘军领袖做到：“第一，能遵守自治主义，不引狼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此国人之所最希望也。”主张“湘事湘人自决”，宣称“以后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毋再入湖南境地与湖南人为敌”云。一时间，热闹非凡，这当然是谭延闿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但是，事情并不总是能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发展，当谭延闿的“祃电”引来一帮湘籍社会名流的喝彩之时，它也引发了普通知识青年广泛的参与热情。一群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借自治的名目，要求实行民主，主张人民自治。他们还借着自治的东风，又是大游行，又是办报纸，又是办学会，又是办书社，把湖南弄得天翻地覆。
可以说，刚刚经过了“驱张运动”洗礼的湖南知识界觉悟了，他们并未将希望寄托于这批新来的武人，而是寄望于民众的力量和社会的自救。《大公报》还开设了“湖南建设问题”专栏，让各种意见和主张的人士畅所欲言。这些讨论和建言的重点是：第一，“湘人治湘”的正确解释是“湘人自治”，是要打破军阀专制，建设民治政府。第二，为了实现湘人自治，首先要尽早制定独立的适应湖南环境的省宪法，然后依据省宪民选省长，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民选县长，民选乡长；与此同时，要建立各类自治团体并组织各界联合会，在省宪完成前致力于推进制宪运动，省宪完成后负责监督政府；另外，要大力发展平民教育，建设民治基础，等等。人们相信，只要根据这些步骤进行省自治和城乡地方自治，那么军阀的乱政、官僚的横行，便失去了基础，一切政治的、社会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年9月，谭延闿担心呼声日高的自治运动发展下去后，会控制不住局势，决定召集官绅会议来主导湖南的自治运动。13日，他邀集在省官绅30多人，召开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委派委员10人，省议会派议员11人组成“湖南省制起草委员会”或“湖南省自治法起草委员会”，共同起草《湖南自治法》。谭延闿本想借湘人自治旗帜，拒南抗北，使自己由被动变主动，超脱南北战争之外，好使自己集中精力，稳固在湖南的统治地位。他何曾想到“联省自治”的逻辑会进一步向下延伸出“人民自治”的主张来，这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谭延闿这种通过官绅包办湖南自治的做法，引起了湖南广大群众的不满，10月10日，长沙万余市民举行国庆纪念，并冒雨游行示威，要求谭延闿迅速召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反对省议会和少数人包办制宪。12日，谭延闿邀集长沙各校校长、各报馆经理、各界人士及请愿代表在省府开会，表示愿由各公团推举代表，共同起草宪法会议组织法。自是，湖南社会由上而下充满了自治的空气；而民治主义的声浪，也由知识阶层开始，很快播散到广阔的市民阶层，成为一股强大而不可逆转的民意。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当时毛泽东要创办一个“文化书社”，找谭延闿来为书社题写招牌。论官职，谭延闿是湖南督军，一省之长，湘军总司令；论功名，是前清的进士、翰林；论书法，被公认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但打心里讲，谭延闿不想给这个不沾亲不带故，甚至都不认识的年轻人题字。且不说他谭延闿的字有多值钱，单就是前一阵这个年轻人在《大公报》上写文章把他的“湖南自治”骂了一通，就够让他生气的。但“谭婆婆”毕竟是“谭婆婆”，他不仅把字题了，而且，9月9日文化书社开张时，谭延闿还大驾光临，亲自为书社开业剪彩贺喜。
令谭延闿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文化书社后来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内对外的秘密联络机关，走上了谭延闿所期望的反面。难怪10年以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从报纸上看到报道江西的“朱毛共匪”大举进攻长沙城的消息时，不禁向身边的孙科等人一声长叹：“唉，早晓得会这样，当初我去剪什么鬼彩哟?派两个兵去把毛泽东一抓，何至于今日劳师动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