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红军长征先后有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二、四方面军和红25军。仅中央红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就行程二万五千余里，途径十一个省，红军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冲破国民党重兵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他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一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五十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已有八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增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不懂中国革命的特点，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非常不利。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导致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后果。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人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是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原来推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战略转移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并且将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全军八万多人在途中羊肠小道上行动，常常是一夜只能翻一座山。国民党调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遭到惨重损失。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八万多人减到三万多人。在事实教训下，广大战士对“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非常不满，强烈要求更换领导，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逐步改变态度。
中央原计划到湘西同先期出发的二、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察觉红军前进的方向，调集重兵，布置口袋阵，等候红军进入。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的建议，他的主张得到许多同志的赞同，这样部队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的敌军，在遵义得到了十二天的休整时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的争辩，会上多数同志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或意见。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奔袭云南，先锋队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忙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