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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伦元帅——苏联来华的首席军事顾问

中国大革命时,苏联对外宣称所派顾问是“退役失业者”。叶剑英于1957年访苏时重游远东,忆起曾在布留赫尔指挥下参加1929年红河冬季练兵的情形,挥笔写下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

  ■中共中央研究发动南昌起义时,他计算了叶挺部能参加的兵力,并在会上主张早些行动

  1926年春,加伦到北京考察表示拥护革命的国民一军,冯玉祥请他留在那里当顾问。这时,蒋介石在广州发动试探性的反共事变,并驱赶新接任的顾问季山嘉,苏联政府便让还能让蒋接受的加伦赶回广州,作为那个野心毕露的新军阀的首席顾问。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加伦估算了军力强弱,认为打到武汉无问题,却对政治形势发展极为担心,曾秘密地询问中共广东区委说:“在北伐中是帮助还是削弱蒋介石?”周恩来等急忙向设在上海的中央报告,结果张国焘代表中央做出一个不知所云的回答──“是帮助蒋介石,也是不帮助蒋介石”。因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举棋不定,加伦只好继续帮助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由于他不适应华南气候,再加上昼夜操劳,不幸得了神经性湿疹,满脸都结了黄色小痂。医生让他住院,加伦却始终奔走在贺胜桥、武昌和南昌前线,各级官兵看到后都很敬佩。

  1927年4月,蒋介石打到江浙老巢时受到买办势力拉拢,终于发动“四一二”政变。进入7月,武汉政府也日益右倾,将全部苏联顾问解聘。这时,陈独秀辞去总书记之职,中共临时中央决心武装起义,加伦托辞养病暂留武汉,实际上参与了筹划。他计算叶挺部能暴动的兵力不过8000人,在别的同志争取贺龙部队时,自己则利用过去与广东将领张发奎的旧关系,努力争取此人能与共产党合作。在中共中央讨论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加伦介绍了联络情况,认为以尽早发动为好。

  南昌起义前夕,苏联政府为避免公开卷入,命令所有派出的顾问立即回国并停援钱款。当时,蒋介石通缉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庭,却假惺惺表示念及旧情,愿在长江下游欢送加伦。加伦根本不相信这个阴险的新军阀,便化装成外轮上的水手,沿长江秘密东下上海再潜回苏联。

  ■在中东铁路俘虏上万东北军官兵,未进行教育而送去矿山,致使他们在被遣返以后进行了反共宣传而造成恶劣影响,对此他悔为最大的教训

  ■指挥部队在张鼓峰击败日本关东军,随后蒙冤遇难,叶剑英访苏时赋诗怀念“不见加伦三十年”

  布留赫尔回国后,因在华的军事成绩卓著得到了嘉奖,并用了很长时间养病。1929年夏,一向媚外的国民党政权得到美英支持,在横贯北满的中东铁路(根据中苏条约由两国合营)挑起争端。苏联政府将熟悉中国情况的布留赫尔从乌克兰军区调到远东,组建特别集团军同东北军作战。腐败无能的奉系军阀一触即溃,上万人投降就俘,布留赫尔对战俘未进行阶级教育便指示送往矿山做工。同年末,中苏政府达成协议恢复中东铁路原状,俘虏被遣返,因其多数人没有觉悟加之所受待遇不好,回东北后宣传反苏反共并造成恶劣影响。当时,刘伯承、叶剑英等正在苏远东军区协助工作。据回忆,此役后被全苏誉为英雄的布留赫尔深为对待俘虏的做法而后悔,一见中国同志便说:“在这件事上,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1935年,苏联红军恢复军衔制,首批所授的五名元帅中便有布留赫尔。1937年,苏联展开可怕的“大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人首先以“法西斯间谍”罪名被捕,布留赫尔奉命主管庭审。这位以正直著称的元帅很痛苦,同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老友一起抱怨:“我明明知道他们不是敌人。”据档案记录,“庭长”在法庭上竟没问一句话,无言本身就表明了政治态度。他回到远东,便受到安全部门“注视”。1938年7月末,日军在“苏满边境”的张鼓峰(吉林珲春边境)挑衅,布留赫尔指挥苏军反击,经过12天战斗击败了关东军。停火后,10月末他秘密被捕,因拒绝承认有“反苏阴谋”遭受当时惯用的“肉体压迫”,18天后便死亡。因政府长久未说明其下落,许多苏联人长期怀着美好愿望猜测他可能又去了中国当顾问。1956年春,苏联平反大批冤假错案时,才宣布了布留赫尔的死讯并予昭雪。

  叶剑英于1957年访苏时重游远东,忆起曾在布留赫尔指挥下参加1929年红河冬季练兵的情形,挥笔写下诗篇――“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加伦将军的名字始终铭记在心中。

  ■中国人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苦难岁月里,苏联顾问的帮助格外珍贵,尤其是他们带来的先进思想,帮助革命者开拓了视野

  苏联,那个在世界上曾向被压迫民族闪耀着光芒的国家已经解体,然而提起当年派来的顾问专家,仍使多少国人怀念不已。中国人民在极其苦难的斗争岁月里,处于诗经所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最盼帮助的境地,只有苏联真正援助了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送来的最可贵的东西还不是枪械和款项,而是先进的军事思想。

  同白求恩那样出于个人理念而毫无利己动机的国际主义者不同,布留赫尔等顾问是基于苏联利益所派来。他出于工农出身和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在个人情感上同情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然而在行动上却要服从其国家政策。当年的苏联从理想和国家利益出发,援华的主流应该肯定,然而其模式的弊病对中国也产生过负面影响。在最后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后,中国才走上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不过在最初起步时学习这一模式积极面的作用,作为历史的重要一页还是值得称颂的。

  • 责任编辑:陈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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