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早上，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劳拉。她上午计划要在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以支持我们的教育倡议，而这次听证会的举行与双子塔被撞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我给劳拉打过几个电话，但电话一直掉线。我无法相信，美国总统竟然无法联系上他身在国会大厦中的妻子。我对安迪·卡德厉声说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终，在空军一号即将到达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时，我联系上了劳拉。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让人感觉舒服，但那一刻听到她的声音，我感到尤为舒心。她告诉我她已经被特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并且她也和芭芭拉和詹娜通过电话了，两人现在都很安全，我感到如释重负。劳拉问我何时能返回华盛顿。我说，现在所有人都建议我不要返回华盛顿，但我会尽快回去的。我不知道是否能尽快回去，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降落在巴克斯代尔就像来到一处电影布景地一样。一架来自于休斯敦埃灵顿空军基地的F-16战斗机护送我们进入了基地。埃灵顿空军基地也是我之前服役的地方。机场滑行道两旁停满了轰炸机，场面非常壮观，显示了我空军强大的实力。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轰炸机就会派上用场，去歼灭组织这次袭击的人。
巴克斯代尔没有总统车队，所以空军基地总司令汤姆·凯克将军不得不随机应变。特工们护送我走下悬梯，进入车内，之后我感觉汽车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沿跑道飞驰。当司机开始以同样的速度转弯时，我喊道：“慢点，小伙子，空军基地里没有恐怖分子。”这可能是那天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了。
在凯克将军的办公室内，我通过机密电话，联系上了唐·拉姆斯菲尔德。想找到他并不容易，因为他是五角大楼第一个对袭击做出反应的人。在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跑出去，帮助救援人员将伤亡人员抬上担架。
我和拉姆斯菲尔德说，我认为此次袭击是一次战争行为，并批准他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这也是自1973年阿以战争以来第一次将戒备状态提高至三级。全球的美国军事设施均加强了安全防范，随时待命。我还告诉他，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渡过眼前的这次危机。之后，我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我说道：“你和迪克·迈尔斯来决定之后如何反击。”
路易斯安那州时间11点30分，距离我做全国讲话已经有快3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担心人们可能会觉得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了，劳拉也有此担忧。于是我录了一小段讲话，说明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我的情绪被点燃起来了，但周围的环境——路易斯安那州军事基地中的一个简陋会议室——却并未给予我很大的信心。美国人民也需要看到他们的总统出现在华盛顿。
我不断询问安迪何时可以返回华盛顿。特勤人员们觉得局势仍然不明朗。切尼和康迪也这样认为。他们建议我改去位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夫特空军基地战略司令部，那里较为安全，且有可靠的通讯设施。我无奈地接受了，这也再次推迟了我返回华盛顿的日期。我们在巴克斯代尔登机的时候，空军一号里装满了食物和水，我们不得不做好准备应对一切可能。
我们到达奥夫特空军基地之后，我被送到指挥中心，很多军官因参加预定的演习也都在那里。突然，一个声音从广播系统中传出：“总统先生，有一架无响应飞机正从马德里飞来，我们是否有权将其击落？”
当时，我头脑中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事情何时才能结束啊？之后，我简单说明了之前批准的击落条件。我脑子里迅速地想象了一下各种最坏的情况：比如，击落一架外国飞机会在外交上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如果我们行动过于缓慢，恐怖分子已经击中目标该怎么办？
那个声音再次从喇叭里传来。他欣喜地说道：“从马德里飞来的航班已经在葡萄牙里斯本着陆了。”
感谢上帝啊，我心想。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息。
我们转移到了通讯中心，在那里，我通过视频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对于在会议上的发言，我已经深思熟虑。所以，会议开始时，我就明确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反恐战争。从今天起，这将成为本届政府的一个新的工作重点。”之后，我收到一条最新的紧急情报，于是我转向乔治·特内特，问道：“谁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