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明确拦截方式。我告诉切尼，我们的飞行员要首先联系可疑飞机，并试图让他们安全着陆。如果可疑飞机拒绝安全着陆，则飞行员有权将其击落，因为被劫持的飞机就是战争武器。尽管击落飞机代价惨重，但能够拯救地面上无数的生命。我，作为战时总司令，就这样做出了第一个决策。
几分钟后，切尼拨通了我的电话，赖斯、乔希·博尔滕和其他国家安全团队高级成员与他一起，均到达了总统紧急行动中心。他们得到消息，称一架无响应飞机正在驶向华盛顿。切尼与我确认是否下达可击落无响应飞机的命令。答案是肯定的。之后我得知，是乔希·博尔滕催促切尼与我确认，以保证命令传达得准确无误。这让我想起了我做飞行员的日子。“我无法想象接到这样的命令会是什么样子。”我和安迪·卡德说道。当然，我希望没有人要去执行这一命令。
第二个决策是空军一号在何处着陆的问题。我的强烈感觉是应当返回华盛顿，以在白宫带领美国应对这一危机。在首都受到攻击之时，美国人民看到总统身在首都，也会感到更加安心。
在我们离开萨拉索塔市不久，安迪和埃迪·马林塞尔就开始对这个想法泼冷水。埃迪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特勤人员，身体很结实，负责“9·11”的工作。他们说华盛顿现在情况非常不稳定，遭受袭击的可能性极高。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发现总共有6架飞机被劫持，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架被劫飞机仍在空中飞行。我告诉他们，我是不会被恐怖分子吓退的，“我是美国总统，”我坚定地说，“我们要返回华盛顿。”
他们仍然坚持他们的观点，但恐怖分子逼我逃离的景象令我生厌。尽管我非常想返回华盛顿，我也意识到我有责任保证政府能够顺利地延续下去。如果敌人成功杀掉总统的话，对于他们将是标志性的胜利。军队和特勤人员建议我们转向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为飞机加油。我勉强同意了。几分钟后，我感觉到空军一号开始向西飞行。
“9·11”事件中，最让我觉得感到挫败的是空军一号糟糕的通讯技术。飞机上没有卫星电视，所以我们只能借助各地的设施。但通常在观看一个台几分钟后，屏幕就不动了。
很多的报道我都只是匆匆看到一部分，了解到了美国人民看到这些情景时的恐惧。有些被困者从世贸中心顶层跳下，坠楼身亡；有些人身悬窗外，希望能得到解救。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与绝望。我做着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工作，但那一刻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某一段，电视信号相对稳定，维持的时间也比较长，我看到了世贸中心南侧大楼轰然倒塌。不到30分钟后，北侧大楼也倒下了。我原本还期盼被困高层的绝望的人们还有时间逃生。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双子塔的倒塌使得事态更加严重。在平日里，有5万人在这里工作。飞机撞击后，有些人撤离了大楼，但我关心的是还有多少人被困楼内，几千人？还是上万人？我不清楚。但我确信，在刚刚的这个情景中，我所见到的美国人民的死亡人数是历届美国总统所见到的最多的一次。
我给身在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切尼和赖斯打电话，以了解事态的最新进展。我们试着建立起一条保持连通的线路，但电话一直掉线。在之后的几年中，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乔·哈京一直在负责总统紧急行动中心、战情室以及空军一号的通讯系统升级工作。
当我们收到情报时，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我似乎嗅到了战争的气息。有些情报说，国务院发生了爆炸，国家大草坪起火了，一架韩国航班被劫持了，并正向美国飞来，还有一条电话情报显示，有对于空军一号的威胁。这通电话的呼叫者使用了空军一号的代码名称——天使（Angel），而这一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我收到的最奇怪的一条情报称，一个物体正高速飞向我们位于克劳福德的牧场。后经证实，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假的。但鉴于当时的情形，我们认真对待了每一条情报。
但有另外一条情报被证实是真实的：第4架被劫持的飞机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某处。我问切尼：“是我们将其击落了，还是它坠毁了？”没人知道答案。我感到一阵痛心。是不是我的命令造成了那些无辜的美国人民的死亡？
战争的气息渐浓之时，我听说了93号航班上的英勇事迹。飞机上的乘客们在与地面上的亲人通话后，得知了之前发生的袭击，于是他们决定闯入驾驶舱。在这架注定命不久矣的飞机上，一位名为托德·比默的乘客组织大家集体反抗，他说道：“让我们行动吧。”这也是他说过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了。“9·11”委员会后来称，93号航班上乘客的反抗使得国会大厦或白宫躲过致命一劫。他们的英勇行为在美国历史中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