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本书中也强调乾隆皇帝作为满洲统治者统治多民族的一面，且书中也不时穿插满语词汇。例如第四章即探讨了八旗生计与《四库全书》收录满洲源流与传统相关的著作等现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准军事化制度与清朝作为多民族帝国的意义。但反观戴书则甚少触及这些议题，触及满汉关系议题的部分主要在于党争以及乾隆皇帝对于满洲尚武之风的关注。提及十全武功时也仅强调此举在保卫祖国疆域的政治大一统面向，而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与制度面向。虽然这一方面与当时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尚不发达有关（前述史景迁所写的康熙传记亦有类似问题），但另一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国与欧美的清史学界在观点与视角上的差异：中国学界对乾隆皇帝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他既是现代中国广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却也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始作俑者；欧美学界则着眼于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与人生经验对他所带来的优势与限制──一方面赞许其功绩，另一方面又对其失误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这点从本书在论及1793年的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团访问中国一事时，更能看出其与中国学界传统的评价有所不同。过去中国学界对此一事件的叙述基本上以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为主轴，认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然而已显露出中衰迹象。而同时代的西方则经历产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变，英国更挟其先进技术叩关中国。但由于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导致中国损失了一个认识外部世界的大好机会。然而本书则指出乾隆皇帝当时事实上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当时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因此比较好的解释是，他事实上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兴致缺缺，因为当时的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现任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书《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通过整合廓尔喀（今尼泊尔）方面的情报与马戛尔尼勋爵在与英国本土的通信中所表达的顾虑，说明了至少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北京前后，清朝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