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为主”的外交格局
汉唐之际，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唐朝“以我为主”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与唐朝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唐朝的观念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四夷”环绕着中国，而“四夷”这个观念来之久远，唐朝不过是沿用而已。不过，正是因为这个观念的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会相配套。比如“四方馆”，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并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来，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访问、记录，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制度，这些文字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
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交往各国都有等级，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相应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级进行。专门的外交部门，唐朝叫做鸿胪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册封政治首脑，是中国皇帝（唐太宗开始也称“天可汗”）的权力，而鸿胪卿等人是执行者，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职责为招待外宾，“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等位显然是个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三品已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已下准第五等”。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使者很可能没有官阶，不过唐朝也有安排，即“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换客舍放牧，仍量给刍粟”。级别不同，待遇不同，这是那个时代的等级特色。
所谓品阶，就是唐朝的官员品阶，包括职务、将军号和爵位等。国外领袖，获得唐朝的官职，在当时很普遍，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以阿史那思摩为例，他是突厥人，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夹毕特勤”，没有兵权，几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曾封他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五月又册封为“怀化郡王”，将军号为正三品，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很多册封，是具有沿袭性质的，比如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高丽王为辽东郡王等。与唐朝交往各国，多为附属国，向唐朝称臣朝贡；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应是它们外交的内容之一。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也称之为“外臣”。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各国或者只有接受这一种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
古代外交，实力原则贯彻得赤裸鲜明，丝毫不加掩饰。看看古代波斯帝国流传至今的“万国来朝”浮雕就能明白，国际关系的实质不平等是根本性的。在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小国的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不得已只好首鼠两端。西汉与匈奴长期战争不休，致使很多小国朝秦暮楚。楼兰王对汉武帝说：“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存”，获得汉武帝的同情理解，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与大国交往，小国追求的绝不是与大国分庭抗礼，而是其他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