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全球第一照样挨打
鸦片战争的失利，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上千年不变的皇权政体与英国数百年不变的君主立宪政体之间的区别；也不能归结为同为明君的康熙、雍正、乾隆与克伦威尔、维多利亚的执政能力差距。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迸发出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而非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单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长期统治世界的中国棉布，就被更价廉物美的英国布淘汰了。换句话说，由于在“工业革命”中落后，当西方工业化时，中国却被市场淘汰，不可避免地非工业化了。
退一步讲，在1840年，上亿中国农民的物资总产量仍能让500万英国工人相形见绌，但他们产出的大部分都作为生活必需品消费掉了，难以用于大规模军事行动（这类行动，不管是在汉代全盛时北伐匈奴，还是在明代全盛时郑和下西洋，都被证明是难以为继）。英国经济史学家阿什顿，刻薄地点评了这一千年困境：“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与处于旧时代的中国相比，已步入新时代的英国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切优势。如果用数据来说明，英国在1870年消耗了1亿吨煤，相当于800万亿大卡能量，足以供养8.5亿成年男子整整一年。而英国只有3100万人，另外这8亿多人份的能量，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用于军事用途，又能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掀起怎样的风暴？
所以，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眼中，“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之所以能维持“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过是因为统治者手腕高超，“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但最终“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他的预言，在鸦片战争乃至整部中国近代史中，一一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