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战争
在有确切史料可查的4000多年里，中国人在欧亚大陆最东端发展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文明--以农业而非工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非商人和资本家统治。也正是这一自足和庞大，让中国确立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心观念。直到184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破了“天朝”的威严。
仅仅七千人就击败一个庞大的帝国。
就英国方面而言，这场战争没有什么了不得之处，只是其发动的无数殖民战争中的一次。1840年6月末，英国第一批远征军7000人（海军3000人，陆军4000人，包括善战的苏格兰团和爱尔兰团）抵华，英军装备和组织均远胜于清军，未过一旬便占领定海，并封锁了长江及珠江入海口。清英双方代表随即达成和解默契，又同为双方政府否决：北京认为让步过度，视谈判官员为卖国；伦敦则认为未达开战目的，视谈判官员为无能。
于是1841年1月，英国又增兵至万余人，战事再起。中国军队的抵抗虽英勇（计有两江总督裕谦、关天培、陈化成二提督、张朝发、葛云飞等五总兵殉国），但也无法对抗英军的刺刀冲锋；所持火器或按200年前的书本临时抱佛脚制成，或直接袭用清初乃至前明遗物；参照古法纵火船烧英舰，却以在远距离中炮覆没了局。1842年7月，英军占领了上海、镇江，控制了关系清朝经济和政治命脉的南北漕运。一月之后，《中英南京条约》签字。
从天下无敌到败絮其中
《全球通史》里写道：尽管人们对战争有各种角度的认识，但战争的实质仍是军事力量之间的对抗。英军当时之所以能横行无忌，就是因为“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
中国也曾是完胜西方的霸主。
明末清初，中西军事天平并没有如此不平衡。1633年，郑芝龙指挥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殖民者舰队成建制地在海上遭遇，与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人激战半年有余。同年10月22日，郑氏舰队用火攻战术在金门料罗湾全歼了荷兰舰队。时任福建巡抚邹维琏奏捷：“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曾经，集全欧洲之力也无法匹敌的明代海军。
1639年，第二波荷兰舰队再度骚扰中国沿海，又一次被郑氏舰队击败，五艘荷兰战舰被焚毁。荷兰人就此认输，不得不向郑芝龙进贡，才获得了在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海域航行的许可。西班牙人帕拉福在《鞑靼征服中国史》中记载：“这个海盗（指郑芝龙）烧毁了八艘他们（指荷兰人）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们最后被迫向郑芝龙纳税，每年三万埃库斯（相当于十至十二法郎）。”李约瑟甚至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而当时英军面对的，却是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的清朝军队。
但在200年后的1832年，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闯入吴淞口，随船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Gutzlaff）“巡视了（吴淞）炮台的左侧，考察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参照8年后鸦片战争的进程来看，这番话丝毫没有夸张。
从虎狼之师到土鸡犬瓦
如前文所言，明清之际，中国的军事水平并不落后，既有当时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火器的成效，也因为西方近代科学方才起步，制造方面也都处于工场手工业水平。但到康熙朝之后，中西军事水平差距急剧扩大，除了科学和工业两大因素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进入了刀枪入库的和平时期。
明清之际，交战牵系国运，双方都不遗余力地提高军事水平，除明清交战外，平三藩、收台湾、战俄罗斯、讨噶尔丹，几乎无年不战，清军也几是无往不胜。到了康熙中年以后，中国虽偶有叛乱，但不管是面对边疆民族还是内地叛军，清军在技术上都能保持优势，这就使得清王朝不再热衷于学习新技术，而是要对现有技术保密了。保来保去，却连老祖宗的玩意也快失传了。
左宗棠的悲叹道：以“开花炮弹”（榴弹）为例，明末引进西洋大炮的同时，就配套引进了“开花炮弹”，并被明清两方普遍用于战争之中。现存于北京故宫的清初炮弹，几乎全是“开花炮弹”。但在康熙朝天下大定之后，按照中国王朝的不变传统，就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开花炮弹”自然也用不上了，成了御林军才配备的秘密武器。到了后来，就连封疆大吏林则徐也不知道“开花炮弹”为何物，魏源还在《海国图志》中对其艳羡不已，称其为“夷之长技”。直到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西征新疆，才在陕西凤翔发现了三百多年前的明末“开花炮弹”实物，不禁感慨万千：“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然而，军事技术并非清军最短的那块木板。
话说回来，鸦片战争时，清军掌握的军事技术虽然有所退步，但与清军的组织和训练相比，尚能自傲。与人们印象中威严肃杀的军营不同，清朝军队犹如普通机关单位，官兵一样按时上下班，一样回家吃饭睡觉，即使来不及回家，妻儿还能送饭到单位相聚。这样温馨和熙的生活，不仅在承平日久的鸦片战争时期如此，在国难当头的八国联军时期也大多如此。
著名作家老舍（舒庆春）是满族人，属正红旗，其父舒永寿就是守卫紫禁城的正红旗精锐护军。老舍在自传《正红旗下》中描述了其父悠游自在的生活：“到上班的时候，他便去上班。下了班，他照直回家。回到家中，他识字不多，所以不去读书……他只是出来进去，劈劈柴，看看五色梅，或刷刷水缸……一辈子，他没有和任何人打过架，吵过嘴。他比谁都更老实。可是，谁也不大欺负他，他是带着腰牌的旗兵啊。”而这位比谁都老实的正红旗精兵，也和曾经善战的满蒙八旗一样，在八国联军之役阵亡了。马放南山近两百年，从没打过架的清军对阵能征惯战的英国虎狼之兵，又焉能不败。
领先千年却在19世纪掉队
另一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方作家根据中英军事差距的表象，对清朝君臣乃至整个皇权制度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自大、颛蒙、贪污、腐化……虽说无人能替这些恶名辩解，但事后看来，在“工业革命”的历史大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中国），而有利于那些善于组织利用新技术的国家（英国）。这场以农业国对抗工业国的不对称战争中，任何人、任何制度处在当时当地，都不见得能扭转乾坤。
尽管大多数经济史学者都竭力强调，“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地发生，而不席卷全世界。可是，这一切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人类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在1780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旧石器时代猎人向农民的转变。
1800年之前，中国的领先世界。
但是在工业革命尚未发挥效力之前，中国并非处在一个死气沉沉的时期。与人们在教科书中所看到的不同，同样是在清朝的统治下，即使是在18世纪后半叶，中国仍是成功的，这一点可以从经济数据上得到印证--尽管西方工业革命已经发轫，经济开始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同样也保持着上升势头，所占的全世界制造业份额仍奇迹般地从1750年的32.8%，增加到了1800年的33.3%。
1800年之后，英国超越了。
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影响愈加深远，机械与人力的差距越拉越大，作为旧时代霸主的中国，在新时代霸主英国的挑战下开始力不从心了。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一位操纵动力织机的英国工人，其产量20倍于一位进行手工操作的中国同行，而一台英制蒸汽动力的“骡”式纺纱机，其产量相当于200台东方手纺车。从贝罗克的“世界制造业产量相对份额”统计中可以看到这一技术改变造成了如何剧烈的影响--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所占的全世界制造业份额从1800年的33.3%，下滑到1830年的29.8%，再下滑到1860年的19.7%；而英国则从1800年的4.3%，激增至1830年的9.5%，并于1860年以19.9%的份额首次超过中国，成为全球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