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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真实的博古:顾大局 平冤案

博古曾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代表人物。但是,一些新揭露的史料证明,我们对他有着很多误读。



博古,原名秦邦宪。(资料图)\

  (作者黎辛,原名郭有勇,博古研究专家,编辑家,文艺评论家。)

  2007年6月,我出席了在无锡举办的我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的铜像揭幕仪式,这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是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的。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同志说:“秦邦宪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百年诞辰之际,谨表缅怀之情,请向其亲属转达我诚挚的慰问!”

  博古39岁为国捐躯,一生虽然短暂,却有四个地方为他塑像。这四个塑像是他一生中的四个里程碑。

  博古诞生于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无锡、苏州求学,思想进步,为学生领袖。他自幼学习成绩优异,在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预科毕业。新中国成立后该校合并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该校将他与梁思成作为品学兼优突出的学生榜样,为他们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国后,博古、秦邦宪两个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远不足半数,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这时米夫已经离开中国)的提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以博古负总责。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年仅24岁的博古临危受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

  临时中央政治局一开始就做了许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抗日救国运动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员中,只有项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是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博古看重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的功绩。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发表启事,伍豪等243人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时,临时中央只有博古与陈云在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这时他已去苏区。这件事虽然是敌人的阴谋,但博古等领导人都不能出面处理,他们千方百计花重金找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叫“巴和”的律师,在上海最大的《申报》发表《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启事》,启事说:“兹据周少山君来函,声称汝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荣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产党之事,实与其无关。”周少山是周恩来另一个别名。

  在军事上,博古与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首先夺取一省和数省胜利”的“左”的路线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击战术。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他们几次指示周恩来(军委主席)与朱德(总司令)进攻敌人,后博古遵照周恩来“请求”赴前线,了解实际情况,让周朱放手打,取得胜利。事后,博古作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总结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动员报告,说到:“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个报告发表在《红色中华》第99期上。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与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国民党出动100万军队、500架飞机、1200门大炮,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博古听信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堡垒与堡垒”和中央军委的“六路分兵”拒敌的战术,与敌人拼消耗,1934年5月,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中央常委会立即决定战略大转移去湘西。博古先后两次派部队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与半个月的行军计划。10月10日率领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81859人,加上挑夫为86859人,开始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时,打得漂亮,伤亡不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博古为“军事天才”。可是大转移前,博古赞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大搬家”去湘西与中央政府纵队单独编队。张闻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风时的发言笔记这样写道:“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那么这个齐声指责的轿子原来是毛泽东让抬起来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战》、石仲泉在《长征行》中这样披露:中央纵队行动迟缓,过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开始,朱德与博古、周恩来一起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发三次“加急”电报,命令“扔掉辎重”“火速过江”,中央纵队不听,160华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义清点红军人数时,只剩26919人,减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减员约2万人,保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作战死伤与减员约35000人以上。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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