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局部性战争之一，它不仅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进入全面冷战的标志，同时也是东北亚冷战的起源，在国际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朝鲜战争的目的、原因一直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论题。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国务院曾以“北朝鲜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为根据，表示“一定要把攻击南朝鲜的行动看作是苏联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反对向南朝鲜发动攻击”。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看来，朝鲜战争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进攻；而且美国国家安全局（NSC ）的成员也将朝鲜对韩国的进攻看作对资本主义阵营攻击的信号，并确信苏联还会进攻其他地区，同时不排除苏联进攻美国的可能性。因此，美国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这些看法成为“传统学派”的理论基础，并发展成为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阵营，即莫斯科、北京、平壤三方共同策划发动的所谓“三国同谋论”。在冷战时期，“三国同谋论”是被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接受的理论。
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苏联档案文件交给了访问莫斯科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在这些档案中，有一份是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苏联驻平壤大使的电报，电报中指示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的问题与金日成进行商讨。因当时毛泽东正在访问莫斯科，苏联政府这份电报的公开自然会使人产生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在莫斯科达成某种进攻南韩的协议的误解，这更加强化了以往的“三国同谋论”。
“三国同谋论”的主要依据大致为：第一，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北朝鲜进攻南韩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互相交换意见并达成发动战争的协议；第二，1950年3～4月，中国同意将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人士兵调到北朝鲜，其目的是提高北朝鲜人民军的军事力量并帮助北朝鲜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第三，中苏之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达成了分工的协议，即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第四，为了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以及确保必要时中国能够对北朝鲜迅速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和北朝鲜之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签订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笔者根据最近查到的中国和俄罗斯档案资料，针对以上“三国同谋论”的依据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三国同谋论”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反对朝鲜发动战争。
一、关于在莫斯科中苏双方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说法分析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在当天晚上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毛泽东在会谈之初便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7].理所当然，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以恢复经济来稳定全国局势。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国内经济情况非常困难。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坦白地说明了“目前所经受的财政经济困难”。国内经济的稳定成为了保住革命胜利果实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发生中国必须介入的战争，对中国经济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强调中国需要和平的必要性。毛泽东强调和平必要性的另一个理由是：斯大林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21日）就致电毛泽东提出攻打南韩一事，当时毛泽东回电明确表示“朝鲜人民军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考虑到这些，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亚洲局势上来看，在保障中国和平问题上有三个关键的地方，即台湾、越南以及朝鲜半岛。在台湾和越南问题上，保障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里，但在朝鲜问题上，由于苏联完全控制朝鲜，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强有力的发言权。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最短需要3～5年的和平时间可以理解为中国在短期内或者3～5年内不希望北朝鲜进攻南韩。
实际上，毛泽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直采取不赞成北朝鲜进攻南韩的态度。1949年5月初，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兼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详细咨询朝鲜局势后指出：“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并提出“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同时，毛泽东向金一表示，“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中国不能及时援助北朝鲜，为了保存自己（朝鲜）的军队，最好牺牲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他甚至还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时才可以进行。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可见，毛泽东当时反对北朝鲜立即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而预计1950年初北朝鲜才可以进攻南韩。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持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的态度。1949年10月21日、12月16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向斯大林表示了反对进攻南韩的意见。
到1950年3月底，尽管毛泽东察觉到了苏联与北朝鲜在进行攻打南韩的对话，但仍保持反对朝鲜对韩国采取行动的态度。1950年3月底，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并商讨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而周恩来表示中国希望正式会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但此时，金日成已经为与斯大林讨论朝鲜半岛的武装统一而向莫斯科进发了。
按照斯大林的意思，金日成从莫斯科回来后于1950年5月13日晚抵达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他已经就发动朝鲜战争一事与斯大林达成一致。但毛泽东对此通报半信半疑，便不顾深夜（当天晚上11点30分）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请求罗申大使向斯大林确认此事。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斯大林强调指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斯大林说中国的同意是开战的前提条件，但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已经达成了协议，甚至连发起战役的时期（6月份）也已经决定。
毛泽东虽曾希望有3～5年的和平时间，但此时许多因素迫使他改变意见：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已经同意开战；第二，金日成从苏联那里得到了武器援助，已经完成开战准备；第三，金日成不需要中国的任何援助；第四，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从北朝鲜得到很多援助；第五，中国不好反对与之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北朝鲜进行民族统一事业。因此，毛泽东于5月14日分别对金日成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支持以速战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坚信其胜利”[16].
会谈一结束，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布：“与毛泽东同志的协商非常顺利。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计划，他支持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达成的协议”。而相对于金日成的神采奕奕，毛泽东则显得闷闷不乐。
由上可见，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同意以武力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但这个同意绝不能成为“三国同谋论”的依据。因为毛泽东不仅没有参与策划发动朝鲜战争，而且对于苏朝达成的战争计划也只是表示同意，当时并没有给北朝鲜任何物资援助。毛泽东曾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抱怨说：“1950年1月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接到过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通报”。
总之，毛泽东不仅没有在访问莫斯科时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在朝鲜攻打南韩问题上，他仍持反对或消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