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为这些人流下同情的眼泪的同时，也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在助长恶；另一方面、也是更可怕的：为了捍卫党的“纯洁”，他们连自己都可以牺牲，那么毫无疑问，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出于本能地、不假思索地向任何别的人开枪！
谁该为这样的事负责呢？斯大林吗？当然他该负主要责任。但是，正如斯特朗所揭示的，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甚至1937年的大疯狂也是经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批准的。”当时没有见到有谁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所以，“所有表示过同意的人都同斯大林一起负有责任。”仅仅用“迫不得已”、“受骗上当”、“不跟着干就自身难保”这样的花言巧语是推托不掉责任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和当初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一样，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里，也有很多令人发指的罪行被冠以美丽的名称，也有很多邪恶被冠冕堂皇的语言描绘，也有波澜壮阔的政治迫害运动，也有对领袖顶礼膜拜、山呼万岁的人民群众，也有“平庸的恶”，也有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合作”。这里，领袖认为自己是在拯救国家与民族；人民或者认为自己是在革命，或者认为自己是在忠诚履行职责；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的人或者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好者认为自己是在“殉道”……施害者与受害者都是“正常的人”，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行善，而非作恶。整个国家都丧失了清醒，全体人民都陷入了疯狂，没有人去思考。这一切，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极权主义运动成为了现实。“文化大革命”是个别领袖人物的罪恶，也是整个民族的罪恶！
2012年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