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肃反，斯大林的解释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
让我们把时间再延伸一下，看看整个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情况。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联名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极权制下的整个苏联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群岛”，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曾经支持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整个的政权机构都卷进去了。”一切都是“通过法律程序十分清醒地处理”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种足以驱使整个国家丧失清醒头脑的局面。”斯特朗自己所在的编辑部一夜之间就有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由于她是美国人，她还敢说话，“当我向我的编辑主任抗议我们的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番更加概括性的话来说明为什么苏联人民没有提出抗议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基本的形势呢？我们的主要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将在1939年左右遇到危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斗争就要来到了。这个斗争就决定世界是沉沦到奴役和战争的黑暗时代，还是人类将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个斗争中，哪里有可靠的基础呢？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落后，也许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就落在这个国家的身上。人类的破坏力增长得很快，半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回到中世纪。过去的文明也曾经衰落过。对于即将来到的世界危机，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强大来应付它，拥有尽可能多的小麦，尽可能多的健壮的人和尽可能少的破坏者。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只要完成两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怀疑或从中阻挠的人，不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叛徒，而且是全人类的叛徒。’”
这就是斯特朗得到的回答，她承认，“这些话很有分量，使我哑口无言。”就在这样的话语下，正义与邪恶的位置颠倒了。
斯特朗还揭示了一种更可怕的现象。“我记得有一个人主张，如果政治警察抓到一百个嫌疑犯，知道其中有一个人是危险的叛徒但不能确定是哪一个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把所有这些人杀掉，而且那九十九个无辜的人应该宁愿就义而不让一个叛徒活着。”——宁愿就义！这就是“忠诚”！当时许多被冤枉的忠实而又虔诚的苏共党员都真诚地愿意把连同自己在内的所有“嫌疑犯”全部枪毙掉，以此来保证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坏人”漏网。他们基本上都不为自己辩白，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自己被释放，那么真正的坏人也有可能被释放，这对党来说太危险。所以，他们自愿被枪毙，以死来捍卫党！加米涅夫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领导的无限不满和对权力的强烈欲望，这种权力一度已经接近落到我们手中。”季诺维也夫在法庭上宣称，他已习惯于对大批的人发号施令，一不这样他就活不下去。——这是在为自己辩护吗？不！这实际上是在指控自己。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人们或许会感到冤屈，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怀疑运动本身的“正义性”。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是这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这样，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