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6年）和1964年2月7日《真理报》透露，在“肃反”运动中，被称为“胜利者代表大会”的苏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处决；其中71名中央委员，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出席苏共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苏军高级将领被枪决，当时苏联共有5个元帅，被处死3个；出席1939年苏共十八大的代表中，曾参加十七大的代表人数不到2%；1935年党员人数是235.8万人，尽管补充了新党员，但1938年还是减到192万人，减少44.5万人。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决或死于狱中，1人（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大肃反开始前就已经病故，1人下落不明，唯一活下来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对于这次肃反，斯大林的解释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保卫革命果实，必须这样做。”
让我们把时间再延伸一下，看看整个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情况。1954年2月，苏联总检察长、公安部长、司法部长联名向苏共中央主席团递交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极权制下的整个苏联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古拉格群岛”，这不禁令人毛骨悚然！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斯大林是通过组织途径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议曾经支持从1937年2月开始的行动。整个的政权机构都卷进去了。”一切都是“通过法律程序十分清醒地处理”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由于当时“存在着一种足以驱使整个国家丧失清醒头脑的局面。”斯特朗自己所在的编辑部一夜之间就有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由于她是美国人，她还敢说话，“当我向我的编辑主任抗议我们的三个工作人员被捕的时候，他对我讲了一番更加概括性的话来说明为什么苏联人民没有提出抗议的道理。
‘你为什么不看一看基本的形势呢？我们的主要经济学家认为，全世界将在1939年左右遇到危机。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斗争就要来到了。这个斗争就决定世界是沉沦到奴役和战争的黑暗时代，还是人类将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个斗争中，哪里有可靠的基础呢？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我们的技术落后，也许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就落在这个国家的身上。人类的破坏力增长得很快，半个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回到中世纪。过去的文明也曾经衰落过。对于即将来到的世界危机，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必须使自己尽可能强大来应付它，拥有尽可能多的小麦，尽可能多的健壮的人和尽可能少的破坏者。我们正在做这件事。只要完成两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些怀疑或从中阻挠的人，不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叛徒，而且是全人类的叛徒。’”
这就是斯特朗得到的回答，她承认，“这些话很有分量，使我哑口无言。”就在这样的话语下，正义与邪恶的位置颠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