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问题就是很多知青感到失望,一开始以为贫下中农是非常理想的人,因为当时的宣传就是这样,他们在课本上看到的农民的形象是非常高尚的,《人民日报》有很多文章把农民放在很高的位置。但是知青一到了那边,发现农民对共产主义的大理想是根本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怎么吃饭怎么养活自己。所以,知青开始觉得贫下中农怎么会这么自私。可是后来,他们了解了,这是很自然的事,农民的生活那么苦,他们必须为了吃饭而奋斗。
知青和农民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关系特别坏,如一些知青搞一些破坏的行为,偷一些鸡呀、蛋呀,和农民互相斗的也有过。但是,大部分知青都尽力和农民搞好关系,如果农民对他们不满,会给他们制造很多不便。比如,给他们少记一些工分。
还有,选择哪些人回城当工人、哪些人去上大学的时候,一般农民是没有太大的权利的,可干部是有权利的。所以,知青们还是希望能和农民特别是当地干部保持好的关系。
读书报:其中,知青和知青之间因为机会比较少,充满了竞争,有些一开始去的时候不做那些艰苦的体力劳动也要表现得特别积极,这样才能获得后来回城的机会,是否存在着这样的竞争?
潘鸣啸:是有这种竞争关系。一开始,知青们还是比较团结的,因为大环境,他们在农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小群落,所以他们互相帮助。可是后来,开始有比较多的回城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竞争,竞争谁表现得更好。但是,经常也不是靠谁表现得好,而是靠谁贿赂得好。
还有,比如,说另一个知青的坏话,这样自己就会更有机会。这些事情都是发生过的,都是因为他们不想留在那里,没有办法,只能使用各种手段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是希望培养一批大公无私的人,但是知青们都学会的是怎么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在知青下乡那个年代,他们错过很多小时候该做的事情,他们蒙蔽于很多假话,他们失去了最珍贵的好好念书的机会,这些是最大的损失,是他们自己也是国家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所以称他们为“失落的一代”。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也有正面的意义,使他们要自己思考,不容易受骗,让他们更加实事求是。这也是这一代的特点。
读书报:这么多年来,你采访过那么多知青,而这些知青的命运、社会地位、声望等肯定都大不一样,有的比较得势,甚至有的后来成为大商人大明星或出国留学并留在欧美名校,但是有些人就比较悲惨,后来又遇到国有企业改革、下岗等各种的问题。
潘鸣啸:他们那一代的命运是很多元的,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不利的。他们回城的时候,大部分做普通工人,因为他们没有特殊的才能,念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念书,后来在农村学的东西在城市又没有多大用处。
后来到了1990年代,搞国有企业的改革,他们中的很多人下了岗。所以在美国,有一个中国学者写了一篇《从下乡到下岗》。这,就是这一代人的命运。当然,这不是全部,有一些很得势的;有一些回城后做了个体户,也赚了不少钱;有一些有幸可以考上大学,他们有很丰富的阅历,到后来都是很优秀的。
能考上大学的只是一小部分,当时的考试非常难,非常多的知青要考试。有机会上大学,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有一对美国的专家当时在广州教英语,后来写了一本书,介绍他们的经历,说刚刚通过高考的那些人是非常用功的,而且也是很成熟的,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很有创造力,因为他们有很丰富的实际经历,又学到了理论知识。
这一代知青,有的后来成了作家、美术家,也有一些后来在政界发展。
当然,也不能忘记很多人做出的牺牲。他们那时候年轻气盛,很有英雄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累,他们在农村做一些非常危险的事,有的在救山火的时候死去,有的为了救不认识的人而牺牲。他们在农村劳动可能遇到了各种危险,给身体留下了终身的伤病,这些都是一辈子的影响。
至少,他们有一种属于同一代人的很强的归属感。而且,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还互相帮助。有时候他们组织一些联谊会,自发地做一些活动,有时候去帮助他们之中一些受过伤的有困难的人。有一个知青赚了钱开了个餐厅,他请的人都是知青。帮助那些做过知青的人找工作,这样的事情发生得比较多,这绝对是好的一面。
读书报: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乌托邦思想对人类的诱惑。您的朋友和采访对象韩少功也受到这方面影响,当年他也是知青,但经历过这场运动后,1980年代他和他的湖南作家朋友们南下办《海南纪实》,其实也有这种乌托邦的幻想在里面。我看过他们的章程,他们也是要办一个类似公社的组织,还要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什么的。
潘鸣啸:这种乌托邦冲动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东西,他们希望能达到比一般人的金钱利益什么的更高一些的理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充满了理想,到现在,我做很多事情对自己都是没有什么利益的,但是这是一种理想。我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特点。我叫他们“失落的一代”,没有贬义的意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海明威让“失落”这个词变成很多人在用。在知青下乡那个年代,他们错过很多小时候该做的事情,他们蒙蔽于很多假话,他们失去了最珍贵的好好念书的机会,这些是最大的损失,是他们自己也是国家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所以称他们为“失落的一代”。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也有正面的意义,使他们要自己思考,不容易受骗,让他们更加实事求是。这也是这一代的特点。
所以,我在书的扉页上引用舒婷的一首诗《一代人的呼声》(1980),就是说明这个。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但保持了一种理想,也拥有独立的思考。
(王夏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