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三大差别,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目标。所谓三大差别就是农工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下的差别。这好像是一个乌托邦,要制造一个新的无差别的社会。可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至少是没有达到目标。
读书报:运动后期这些知青群体的消极抵制,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升为一个公开的抵制,这个运动就进行不下去了。这可能跟知青在乡下受了很多苦也有关系,包括他们对运动的实质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有一个觉醒的过程。我数了一下手头的官方权威资料,当时《人民日报》为这个事情发表的社论,从1955年到1981年至少有8篇。我对背后的运作过程很感兴趣,在1950年代,是怎么让这些年轻人相信“上山下乡”是那么崇高美好的?
潘鸣啸:1950年代的宣传有点模仿苏联,说这是我国的需要,你们年轻人有幸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你们也应该对国家有一些贡献。老一辈的革命家参加战争、游击队等,牺牲了自己,你们新的一代应该也有这种牺牲自己的精神,你们要到国家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可以锻炼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这种“锻炼”的概念很重要。
当时比较少用“新人”这个词,虽然毛泽东也用过,可是比较少,概念完全是斯大林的“新人”概念,就是你们要变成新的人。有这种概念,就是你们要变成另外一种人,将来更高尚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所以,利用这些理想来动员新人。
我也提到要缩小三大差别,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目标。所谓三大差别就是农工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下的差别。这好像是一个乌托邦,要制造一个新的无差别的社会,当然它的根就在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理想下,可能也跟中国古代的大同的概念合到一块。很多人觉得缩小了三大差别,把农村和城市联合在一起,会对将来比较美妙的社会有所贡献。那个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至少是没有达到目标,我的书里面也说到这种完全相反的结果。
第一,要让城市和农村比较平均,把知青送到农村不是一个好办法。事实上,农村不需要劳动力,可能比较偏僻的计划开垦的地方还需要一点劳动力,派一些年轻农民去可能效果会好,因为他们会的农活儿比较多。农村的劳动力已经过剩了,知青到农村去,事实上增加了负担。我的书里面也提供了一些数字,证明那个时候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
这个群众理想在实现上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有一个贡献,就是农民通过知青比较了解城市了。他们看到知青穿什么,什么头型,就要模仿,也问他们在城市的事情是怎么样的。
另一方面,知青了解农村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是,越了解就越发现,住在城市比较好。
读书报:后来也涉及怎么评价这一代人的遭遇和命运。很多当事人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很痛苦,后来有一个口号就叫“青春无悔”。小时候,我也发现湖北武汉的一位女知青结婚生子后一直在我们乡下生活,我会很奇怪,觉得这个城里人居然一辈子在这住着。我想,这样一个大的运动让中国城市跟乡村有一个前所未有的双向了解,但糟糕的是,这种互相了解不是自愿自发的。
潘鸣啸:是。而且如果说要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办法,即允许农村人到城市。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这样,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允许民工进城,这事实上对城市有好处,对农民也有好处。虽然现在农村、城市的差别还很大,可是没有以前那么大,那些民工可以到城市,他赚的钱可以拿回去,在农村搞一些商店、工厂。
在历史上,没有别的办法来很合理地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靠这样的运动把一些城市人扔到农村,对农村没有太大的好处。当然,我不是说没有一点好处。比如,有一些知青当过小学老师、医生,可以说对插队的地方有一点贡献。可是那个代价太大了,而且他们很少自愿一辈子留在那,他能留下工作几年就很不错。
相反,你把一些本地的青年送到旁边的小城市念书,以后回自己的村子做小学老师更有用,他会在那扎根。城市知青很难扎根。
很多知青感到失望,一开始以为贫下中农是非常理想的人,因为当时的宣传就是这样,他们在课本上看到的农民的形象是非常高尚的,《人民日报》有很多文章把农民放在很高的位置。但是知青一到了那边,发现农民对共产主义的大理想是根本不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怎么吃饭怎么养活自己。
读书报:他们下乡到了农村以后,有几种关系我特别关心,即知青和知青的关系,知青和干部的关系,尤其是女知青的命运,女知青面对的这种干部的压力。还有,就是知青和当地农民的这种关系。
潘鸣啸:这个我在书的第三部分讲得比较详细,是比较复杂的。有一些地方的知青和当地农民的关系还是不坏的,有一些人现在还是怀念农民的那种朴素。可另一方面,他们没法融入农村这个社会,农民还是把他们当作城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