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必要之恶”
人物周刊：研究历史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杨奎松：最初的乐趣是“破案”。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弄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发生的经过情形以及原因何在等等，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
人物周刊：90年代初，有过一阵短暂的党史热，就是在那时候，叶永烈写了大量的传记作品。您对那次的党史热有何评价？
杨奎松：严格说来，那时热的并不是中共党史，而是领袖、名人的故事。叶永烈作品的长处，和稍早的权延赤的一样，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对于口述史的重视，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而叶永烈、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在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即使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通常也只是人云亦云。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自然也就体现在他们的书里。
人物周刊：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史上的一些不幸和曲折，只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种“必要的恶”，因为除此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
杨奎松：这是什么思路？！凡主张革命者，都认为自己为的是国家或人民的利益，任何反对其革命者，都必定是其革命要压迫、肃清甚至消灭的对象。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年轻人天生愿意去行镇压或杀戮之事，但是，为了国家，或为了人民，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问题在于，第一，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即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直至还会把恶视为最大之善。
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东北日报》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就多达25万人之众。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加以制止，但死人已不能复生。这里有多少是“必要的恶”，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想来一望即知。然而从早年“富田事变”，到鄂豫皖“肃反”，到延安“整风”中“审干运动”，到1947年土改“左倾”，到1957年“反右”，到1959年“反右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愈演愈烈，了无底止，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
不仅如此，所谓“必要之恶”的逻辑中，最让人不可接受的，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好像相对于国家、民族而言，构成国家、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该牺牲的就应牺牲，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种逻辑的主张者，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在他们的观念中，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即非我族类。既然非我族类，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换言之，在他们的观念中，根本就不会有“天赋人权”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然后才是张三、李四，才有其地域、阶级、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去剥夺他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如今，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必要之恶”的荒唐逻辑呢？
中国人高度务实，不会撞了南墙不回头
人物周刊：历史上，中共很多次及时调整战略，实现自我更新。您觉得中共的转型能力来自何处？对于眼下这次，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您是怎么看的？
杨奎松：你说的很多“及时”，其实里面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特定的机遇。比如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哪怕是5年，还有可能吗？很多机遇一旦失去，即使你有了调整的条件，也未必能够成功。当然，中共的这些改弦更张，也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或某种机遇在起作用，这里面也有中共自身的转型能力在起作用。这种能力是什么呢？依我看，就是中国人的高度务实性。这不是共产党的问题。前苏联也是共产党当政，为什么转型就转不过来？因为俄国人就其民族性而言，远没有中国人那样务实。中共为什么每到政策实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及时转型？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这种极强的务实特性，不会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当然，务实归务实，具体到不同的领导人，也还是会有务实程度的不同。毛泽东太过理想，再加上人到晚年更加固执，要他像邓小平那样务实，转变那样彻底，难。
关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从1990年代就开始提了，也一直在做。革命党和执政党的本质区别在于，革命党是为革命而存在的，它始终相信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因而始终相信必须为巩固政权而战；而执政党则是为管理和服务社会与国家而存在的，它只有追求更好的管理和服务，才能确立它的政治合法性。要真正完成这样一种转变，远非那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