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毛泽东的领导因素。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毛泽东的领导，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极高的威望，他成为了革命与革命道德的象征和最高体现，事实上，其权威地位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惟一条件。遗憾的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一方面是他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代表人民的意愿，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法真正建立。
列宁说，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③。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这个转变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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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近年来思想界的争论颇为活跃，一些学者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要的正面价值④。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种“全控主义”的结构和体制⑤。我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国际冷战格局对中国的影响，从中国的历史背景和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出发，着眼于考察“新制度与新国家的创立及民众对此的参与，反映和互动”，同时，也应注意考察“历史的延续性”在毛泽东时代的表现和作用的问题。
这次“毛泽东时代美术”的研讨会从广州出发，再到延安，这两个城市，一个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圣地”，无形中暗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不同类型及其异同点的问题。
观察毛泽东时代，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的大背景，这一百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两者都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关注它们的本质差异其实还可以兼容另一个视角，这就是“延续性的视角”⑥：
1，追求“现代化”，并试图把“民族性”融入现代化；
2，都着力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3，都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与外来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
4，都重视意识形态叙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渴求出现一个能带领民众使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为达到此目标，在历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础上，积极建构“英雄创世纪”的社会记忆工程；
5，都在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军事化趋势不断增强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追问、考察这些“延续性”的命题，使之成为一个和“断裂性”命题相对应的视角，再来探究这个命题和毛泽东时代社会变动的关系，或许我们在观察毛泽东时代时就会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从而看到一些过去被我们所遮蔽的一些重大的现象。
例如：过去我们理解和认识的毛泽东时代的大众生活是具有相当的“同质性”的，简言之，就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代表老百姓叙述和描绘的“翻身”、“劳动”、“幸福”、“斗争”、“走社会主义的道理”这样几个基本的主题，现在看来，对这些主题的反映是过分简单化的，有些主题甚至是和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没有关系的。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是极为重要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关怀的视野之内，我们的研究者和艺术家虽然不断“深入生活”，但是对这个问题以往是有所忽略的。当然对毛泽东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记忆和感受，也许永远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当我们真正倾听普通百姓时，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使我们了解到毛泽东时代历史的多重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