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
人物周刊：那我们有没有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去观察西方的学术研究?
葛兆光：中国研究美国史、欧洲史、日本史的学者并不少，现在大学历史系里教外国史的至少占三分之一。做外国研究，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生活在那个世界，也不在于语言能力、文献能力是否赶得上外国人，而在于你的立场、角度、问题意识是不是清晰而且独到。
比如“蒙古袭来”这个事件。元朝曾经试图征服日本，后来战船被所谓“神风”吹翻，少量登陆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带有非常强烈 的民族自尊，他们的立场是：没有外敌，国家是不能自觉的，国家的强大、自立与外敌有关。中国人研究这段历史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立场，而是放到当时整个世界 几乎都是蒙古人天下的背景中来讨论呢?本来接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此时开始跟中国渐渐疏离乃至剥离，刺激了日本文化的独立和自觉。这就与日本人的研究不同质 了，而且大可用很多中国的资料来叙述。
所以，在中国研究外国，如果想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语境，既要进入国际学界--这叫“预流”，又必须强调自己独特的立场和问题意识。许多外国的 中国研究很有自信是因为他自成一体。灰色的黄昏，灰色的树林，一只灰色的鸟飞进去，什么也没有，但如果是一只红色的鸟，那就有了。所以，进入国际学术界的 前提，就是保持自己的分析立场、问题意识、独特角度。
人物周刊：所以您特别推崇1920-1930年代的清华国学院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葛兆光：1920年代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最好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努力“预流”，恰好这时候又有所谓中国史料的“四大发现”：甲骨卜辞、敦煌 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胡适去看敦煌文书研究禅宗，陈寅恪在外国就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一回来就做敦煌、佛经、中外交通的研究等等。所有这些学者，陈 垣、傅斯年、陈寅恪、胡适看起来很西化，骨子里民族主义得厉害，想要把汉学中心从外国夺回来。胡适好像主张“全盘西化”，但你去看他最典型的英文文章，都 是讲中国好，讲中国的传统多么了不起。傅斯年成立史语所，借鉴的是德国人那套研究方法：史料就是一切，但他想的是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从巴黎、东京搬回 中国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迅速编写《东北史纲》，就是为了反驳日本的矢野仁一等人关于满蒙非中国的论述，强调东北是跟我们有非常深历史联系的中国领 土，这是很民族主义的举动。
人物周刊：《宅兹中国》的副题是：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这个“重建”里是不是包含了一种雄心，要建立一个科学的“中国学”正统，就像傅斯年当年想要重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一样?
葛兆光：我没有那样大的雄心。过去的中国论述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天经地义的前提，对“中国”本身不假思索。我的“重建”，是要讨论中国的复杂 性和历史变迁，先把历史基础夯实，把这个前提讨论清楚，再来回应国际的“时尚”问题、国内的“新潮”问题。我把问题提出来是“破”，而“立”是需要很多人 的共同努力和大量史料来完成的。这本书有很多缺陷，不能够完整贯彻一个新的叙述模式，是断断续续写的。我现在精力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只是把问题提出 来，希望有人来回应。
既中国又普世的共识
人物周刊：从这本书里能看出您对西方的理论、方法、工具有一种自觉和警惕。
葛兆光：2000年前后很多问题被国际、国内学界提出来，特别敏感的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我注意到中国学界回应时的一些现象，最主要的是： 以学术面貌出现的一些论述，看来好像在批评西方，实际是“貌似反西方的西方论述”，问题、概念、逻辑都是来自西方最时尚的理论，他们把历史问题变成了抽象 文本。同时，恐怕也暗合了现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
我对现在的新理论、新思潮有一些反感，有人爱用现成的、洋人的理论去套中国问题。看来好像是高屋建瓴、笼罩一切，其实是把历史抽空了。
最新的理论常常是“深刻的片面”，是聚焦在一点上的真知灼见，一旦全面铺开就不对了。我并不是刻意要反潮流，但脱离时空背景的理论移植是揠苗助 长。不要花样翻新地去搞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我们总把理论当时装，穿了又脱，越新越好。一百年来，我们的心情太迫切，跟修高铁一样，赶快赶快，然后就成 世界第一了。
整个20世纪，中国在试图走自己的路，在东西方之间挣扎，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挣扎。“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追求现代化，尽管当中经历了建 国17年、“文革”10年的曲折，到1980年代仍然回到了“五四”的路子。这条路到1989年前后，经历了非常大的转折，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苏东解体都说 明了这一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社群主义、自由主义、追求现代性、批判现代性、追求自由主义的民主宪政、回到大民主时代等种种主张……从经 济、法律、文化各个角度出发，判断、思路都不一样，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纷乱的思想世界里找到一个既中国又普世的价值，作为大家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