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领土”是政治概念，表明国家或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如果你用“自古以来”，别人也会用，只不过两个“自古”是截取不同时段的历史罢了。 就像东北，唐朝时未必是我们的领土，但明清以来以鸭绿江为界，集安这些地方就是中国合法的领土。韩国人试图以历史的疆域来衡量现在，而我们是以现在的疆域 来倒推历史，就很难互相沟通。所以我强调要区分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中国。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有很大好处，不然永远会纠缠不清。比如，岳飞是民族英雄还是内战将领?如果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满清的祖先是女真， 女真建立的是金国;宋朝跟金国打得死去活来，是不是窝里斗呢?所以前些年对于岳飞在教科书里的定论就起了争议。但如果在历史、文化、政治上有所区分，承认 历史上的中国疆域是不断变迁的，那个时代的宋朝将领岳飞，也许就可以看作是抗击女真的民族英雄。
人物周刊：区分后又怎么看归属问题?
葛兆光：这涉及到学术界现在讨论的认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之中，我倾向于优先考虑文化认同。政府不等于国 家，国家不等于祖国--国家总在某个政府控制下，而祖国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认同的概念。不要简单用现在的领土概念套古代的王朝疆域。比如南宋的领土就很小， 现在的领土基本上是清帝国奠定的。平定准格尔、大小金川，西藏金瓶掣签等，这些与领土确立有关的事件，都是要动用武力或依靠武力背景的。
中国自我认识的变化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西方人观看中国时并不客观，也常有想象、猎奇的成分?
葛兆光：西方对中国的很多研究实际上有西方背景。他的问题意识是来自西方的，要解决的也是西方问题而不是中国问题。
比如，过去法国传教士研究中国的道教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高明。比如，为什么现在西方汉学家特别多地研究宁波、赣州、闽南、徽州、武汉等区域历 史?因为他觉得一个大一统的整体国家是不可思议、不合理的--欧洲过去都是一块一块，没有中国这么地域庞大、族群复杂、经济差异大的统一国家。比如，为什 么在宋以后的中国历史里，美国人对科举制度的研究那么深入?因为他们非常重视社会阶层的流动，而西方是没有科举这种流动方式的。
前两年我有一个访谈，标题被定为“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这个说法有点耸动，引起了一些争议。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海外中国学的问题意识、方法、兴趣都来自西方背景。然而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是跟着它们在走，西方中国学好像变成了指路明灯。
人物周刊：所以您试着从周边、从近邻来观看中国?
葛兆光：中国的自我认识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天下”中心自居，完全是自我想象;第二阶段是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尺度来看中国，比如社会阶段 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现在流行的则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等;那么第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通过日本、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的眼睛来打量中国是怎么回事? 这样做的好处是，发掘了许多新史料，从多个角度认识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和我们以前的自我想象不太一样。
我总觉得，中国与西方的对比只能在大尺度上粗略地显现我们的特征，而与那些看似差异很小、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国度的比较，才能让我们真正认识细部，确认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人物周刊：您能举例说说这些近邻是怎样看中国的吗?
葛兆光：比方说，清朝很多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我们没感觉到而朝鲜人注意到的。
朝鲜人发现清朝男女之大防越来越接近崩溃--也许是因为满族不像汉族那么讲究男女界限。朝鲜人在东北和北京还看到，清朝人举行丧礼时吹吹打打还 演戏，他们就觉得清朝破坏了朱熹定下的丧礼规则。还有，他们看到清朝下到平民上到大学士都在做生意，商业很发达。这些情形，我们过去都没注意到。所以在那 个时代，捍卫传统宋明理学的反而是朝鲜士大夫，他们看到了一个已经发生变动的中国，看到那一段历史的变化和骚动。
同样，透过日本人、越南人、蒙古人、印度人的眼睛，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看法，而且能够知道，17世纪以后中国和周边的朝贡关系虽然还在，但 各国的文化、政治、历史渐行渐远，文化认同已经不在了。那时候早期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可中国始终有一种自我中心的大国心态，直到现在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