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何以革命性最强呢？毛泽东指出，因为他们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极端的穷苦。“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进行的分析，也始终以“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作为尺度，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穷富程度，“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二是与此相关联的“对于革命的态度”。如他把自耕农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的观念极重，对革命取怀疑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种是“可以自给的”，他们也想发财，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第三种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精神上痛苦很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对贫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能勉励维持生活，其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在充分肯定贫雇农革命性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失业农民——“游民无产阶级”即兵、匪、盗、丐、娼等社会群体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认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首先是着眼于其“无产（即没有财产）”和革命性两个方面：“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从此一基本点出发，他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严格区分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革命，且常常将“无产阶级”一词冠于农民革命者头上，本文前面已引述过他的这类言论，又如他讲起自己十分心爱的小说《水浒》，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他称贫农等为“半无产阶级”，并认为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直到建国后理论界提出意见，才取消了这个提法。他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于建国后修订时，才在对“工业无产阶级”的评价中加上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样的话。这确有客观上的原因。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其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判断，第一位的东西必然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及其革命性的强与弱问题。至于该社会阶级在何种生产方式中处于何种地位、代表何种性质生产力等类问题的研究，显然不如前者那么紧迫。况且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生长于农家、战斗于农村的毛泽东在建国后仍坦率地承认，自己过去只会干一件事——阶级斗争，对现代大工业没接触过，不懂。原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工业无产阶级着墨不多，估计了其人数：二百万，只及“农业无产阶级”（指雇农）的十分之一；说其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组织的集中”，这涉及到了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性质问题，但毛泽东看重的是这个特点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二是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奋斗”。越贫穷才越想革命，因“无产”而要求“共产”，这使毛泽东相信，“农民是喜欢共产的”，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广大贫雇农群众，也必然有着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积极性。他后来力排众议，加速农业合作化，进而率领国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坚定信念正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