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就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但它也不可能自然地长期保持平衡的关系，它总是通过不足与过剩的摇摆来寻求相对的平衡，否则便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之后十年，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经济的发展，为了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局，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我们也不得不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促进内需以稳定增长，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无形的手还需要有形的手，即宏观上相应的政策调控。再说利益驱动，对人的灵魂也有它巨大的腐蚀作用。记得亚当·斯密是主张地方政府要公司化，西方的评论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抱肯定的态度，在市场经济起步阶段，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得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有了来自自身的利益冲动。
有一段时间各地招商引资成为时髦的名词，结果往往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官商的一体化，使地方利益与官员个人的利益一体化，反而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分割市场的一体化，滋生腐败和享乐奢靡之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征地问题、拆迁问题，直接侵害群众的利益。为了追逐地方和官员个人的私利，往往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政策的空子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上访的问题，引起截访，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从而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转化为理性经济人的结果，往往表现为短视，追求眼前利益，把矛盾击鼓传花地推向下一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直接影响到政府公共职能的执行，从而把地方政府推向官民对立的境地。
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同时，过去国家统一集中管理的一些部门，如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航空公司化以后，这些垄断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资源而获得垄断利润，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获取高额报酬，从而使这些部门的相关人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腐败的现象往往集中高发在这些方面，这样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在一方面出现一批资本的代言人，鼓吹全盘私有化，全盘西方化，从而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这边则出现仇官与仇富的现象，甚至出现个人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而这一切也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与弱势群体之间矛盾在群体社会心理上的反映。同时，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缺乏有力的引导。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问题，当然，这不是靠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城市辅助乡村，工业辅助农业，扩大社会保障来逐步实现。这些正是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困难和必须解决的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晚年反复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如何维护我们党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不发生蜕变的问题。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对于文化大革命，他说过：“我没有私心，我想过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他所以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他是担心我们的党蜕变成一个骑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反动政党，我们的政权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政权，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权贵资本主义阶层。现在那么多会所、高尔夫球场，明令禁止，许多地方还是偷偷摸摸地干。我们那么多干部出入这些场所，我不知道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党员干部身份是否匹配。那岂不是毛泽东同志晚年说过的资产阶级就在我们党内的一种表现嘛。(按：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报刊媒体上，阶级这二个字也成了忌讳了，明明是阶级的分化，却非要说成是阶层结构的固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成了忌讳呢？过去我们抓阶级斗争为纲，确实有许多过头的地方，但阶级的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嘛。工人阶级也很少讲了，工人成了人力资本，还有什么知识资本，这真是咄咄怪事。也许我们宣传系统的同志，真的把马克思主义常用的词语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要知道孔夫子早就讲过“名不正，则言不顺”呀。)
毛泽东同志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多上访，那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老百姓无中生有地要折腾我们，而是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和党政组织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不合理的地方，侵犯了群众合法的利益诉求。只要我们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干部，满足了群众合理的诉求，那里闹事的状况很快就平息了。单纯依靠截访和压制是很难达到维稳目的的，现在信息化的时代，许多见不得阳光的阴暗面的事情是遮不住更瞒不过去，也压不下去的，网络上传布的速度那么快，所以如果处理得不及时，事态反而会迅速扩大。堵不是办法，对于我们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那些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些阴暗面，还是应该采取公开透明和民主的办法，有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见光就死，所以还是要通过发扬民主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党的作风的办法，通过密切联系群众，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作风，才能改变处处被动应对的局面。如果那样做的话，垮台的是那些腐败分子和极端官僚主义者，而党的组织会变得纯洁，更得到群众的拥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
对于网络上的那些大V们，不仅要揭露他们丑恶的行径，还要认真批判和清算他们在网络上的错误言论，分清是非，让正气得以发扬。言论自由，不是连是非都不分，让错误的言论任意泛滥。《孟子·滕文公下》有云：“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所以孟子还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否则的话，把人们的思想都搞乱了，也会引起天下大乱的，所以能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诬民之“邪说”，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